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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是重庆出租车罢工的第二天，我回到重庆只能无奈的坐公交车返校。道路交通是难得的好，以往逼仄的道路今天秩序井然，果然是祸福相倚。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目的是涨价，他们的理由似乎非常充足：出租车费已经十年没有上调，起步价3公里五元，之后每公里1.8元的价格似乎是一线城市中最低。涨价势在必行，不涨价就罢工。这十年，小面长了，肉涨了，房价更飙升了，凭什么出租车费不能涨？确实，不少的哥每个月除去生活费只剩下一千左右，考虑到开车的辛苦和风险，这点钱确实少了点。

可是的哥没道理只赚这点钱啊？虽然重庆出租车价格便宜，但是因为市区大距离远，每次打车费也并不算太低。重庆市的“点轴式”城市布局也和大部分城市不具可比性。以成都为例，成都以天府广场和春熙路为市中心，然后向四周层层辐射。重庆由于是山城且有嘉陵江长江的分割，故而并无严格意义的市中心，每个区都有各自独立的区中心。故而市区特别大，每个区中心之间距离遥远，往往从这个区到另个区，在路上会感觉像走到了郊区。若是重庆执行成都的出租车价格，同样的横穿城市，重庆的出租车费将是成都的1.5到2倍。同时，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出租车都由加油改成加气，可以说成本也比其他城市低。

下面是网友“十二月”算的账，从中或许可以看到重庆的哥收入低的原因：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平均每个小时能跑40块（这算比较熟练的），新手也许还达不到。两班倒，每个班要交200块左右给车主（车主要缴纳四年30万左右的管理费给出租车公司，而车最后是属于公司的） ，算算还剩多少钱吧。如果不拒载不选择路线行驶（不是绕路）的话，自己基本上不会有收入。拒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恶劣，实际情况是：重庆堵车很严重，有可能堵三四十分钟而只乘坐了7、8块的路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出租车真正能够赚钱的机会，只在每天一两个高峰期，可以说一天的收入关键在于高峰期有没有把握好。

按照这位网友算的账，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钱都哪去了。车主每天能收入400元，每年按350天算，总共收入56万，扣除缴纳的30万管理费还剩下26万。考虑购车费和车日常养护、保险等等杂费，也不算特别离谱。离谱的是缴纳给出租车公司的四年30万管理费。

重庆的出租车主要是长安羚羊，30万基本可以买六辆了，平均一年1.5辆。凭什么管理费收的那么高？

很明显，又是一起政府寻租的案例。寻租是个人或利益集团寻求垄断特权以获得垄断利润或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寻租现象总是与政府行为相联系的。当政治分配介入市场，为市场运行创造出各种人为壁垒，从而人为地创造出各种垄断特权时，寻求额外收益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便围绕着垄断权力展开寻租活动，或者鼓励政府建立垄断特权，或者取代别人的垄断特权，或者维持已取得的垄断特权。

羊毛出在羊身上。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笔费用依弹性大小由消费者和的哥一起承担了。这笔费用的经济分析类似政府增税，结果就是价格上升和需求量的减少。只是，有没有哪个部门公布过管理费如此畸高的原因？果然，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

不希望这次的哥罢工又以出租车费上涨告终，虽然将矛盾转移到分散的消费者身上是最容易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出租车，的哥们也配的上更高的收入，只是薄书记和王市长有无魄力让特权者割肉而不是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呢？重庆07年人均收入才1.3万左右，几乎只是上海市同期的一半，实在谈不上富裕。

最近《赤壁》热映，继易中天教授之后给三国历史又烧上一把火。我今天想谈谈三国之中最被神话的一个人物——关羽。是的，最大的神话不是多智近妖的诸葛亮，而是我们的武圣关二哥。在正史《三国志》中功绩平平（实在是一介武夫）的关二哥最终成为了武圣，在民间香火不断的关帝庙中接受了近千年的顶礼膜拜，这被神化的根源是什么呢？

在大多数人三国知识来源的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中，武功并非天下第一（或许前五都排不上）的关羽被当作最大的英雄。因为关羽的行为是遵循“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的典型，所谓忠义二字挂心间。关羽是世俗中国的图腾，他的这一特质便是中华文明在几千年文明演化中习得的朴素智慧。无独有偶，孔圣人也有类似的话：“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会在长期的不断进行的重复博弈过程中找出优势的竞争策略，这是不足为奇的。

老祖宗所说的“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用一个经济学时髦说法是“一报还一报”策略。这和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相冲突。主流经济学假定参与人是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过程都是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来进行的。其实如果这样假定，就相当说参与人是上帝而不是人了。理性假定是说，参与人都是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和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从而找出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具体途径。但是，我们知道，人不是上帝，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是有成本的，而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是有限的。人是进化而来的，即使是现在，人类仍然处于进化的过程之中。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人类行为具有进化特征，许多人类的行为并不简单地遵循所谓效用极大化的规定，而是遵循进化优势的规则或者策略。

所谓的进化优势策略，是说在进化中可以获得竞争成功的策略。进化博弈理论已经发现，在进化博弈中，某些策略可以使得参与人取得竞争优势，从而成功繁衍自己的后代。不具有竞争优势的策略会使得参与人在竞争中失败，从而导致自己物种的灭绝。人是亿万年长期进化的结果，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也一定有其行为方面的优势竞争策略。这样的策略是什么呢？大家很可能想到的是，这样的竞争优势策略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策略。

主流经济学家会说，尽管人类行为有多样性，但是，如果不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这样行为的个人会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被淘汰；所以，理性人假设是针对那些能够在生存竞争中获得生存能力来说的。那些非理性人从长久看来是不存在的了，所以经济学假定理性人是合理的，优势竞争策略就应该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策略。

这样的辩护逻辑也就是1960年代那场发生在罗伯特. 西蒙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的著名辩论中后者提出的关键性观点。前者提出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非现实性，并建议用有限理性假定去取代理性人假定，而后者就从这样的逻辑去为理性人假定进行辩解。当时普遍认为弗里德曼在这场大争论中获得胜利。但是，现在看来说这场辩论中谁是最后的赢家还仍然为时过早，尽管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已过世了，但是硝烟还未散尽！（学工科的朋友请联想波尔和爱因斯坦的大辩论）。

近年来不仅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的进展不断发现不利于理性人假定的证据，而且，进化博弈方面的研究更加有力地使得理性人假定陷入困境。董志强博士最近在我校985学术创新论坛上宣读的一篇论文，通过数字仿真模拟实验，发现在生存进化中取胜的不仅不是那些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人，而且反而是追求公平效用的非理性行为人。

在我看来，弗里德曼失误在没有考虑人类的策略性行为。在一次性博弈中，理性行为是具有生存优势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重复性多次博弈，追求公平目标的策略可能会给人带来更加多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公平行为会使得个人在重复博弈中获得他人的公平回报，而自私自利的理性人却反而会因为过去因为与他人进行利益争夺遭受到他人“以牙还牙”的报复。从长期看来，目光短浅的理性人其实是吃亏的，因而不具有生存竞争优势。不同的个人之间形成策略性合作其实比只考虑个人短期利益的理性人来说是更加具有生存能力的。

其实，来自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博弈论经济学家的大量模拟实验结果都表明，在长期而不是短期的重复性博弈中，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优势策略。为什么“一报还一报”会成为优势策略呢。计算机模拟只是告诉我们有这样的结果，凡是采用“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参与人都会在进化博弈中获胜，而采用其他策略的参与人会失败。但是，计算机模拟并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任务要由行为博弈专家来完成。

Rabin（1993）在J.Geanakoplos,D.Pearce和E.Stacchetti(文献中简称为GPS)所提出的“心理博弈”框架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他的关键性工作是通过对“公平”概念加以严密的定义来改造传统博弈论中的支付函数，从而发现了一些新的均衡。他得到的结果是，除了传统博弈论中已知道的纳什均衡之外，还出现新的“公平均衡”。这个工作还发现了许多“合作性均衡”，它们并不象传统博弈论那样要求无限次重复博弈或甚至重复博弈。这种结果对利他行为和合作现象的解释是强有力的。

Rabin的方法可以带来两种博弈均衡，即合作的（互惠的）和不合作的均衡（互损的）。投桃报李均衡是合作的，而以牙还牙均衡是不合作的。这可以解释现实中我们的观察，现实里是既有合作又有不合作的，无论是在经济的，政治军事的以及一般的人际交往里都是如此的。

虽然“一报还一报”对行为主体来说这是优势策略，社会却不会直接倡导它，因为合作的均衡可以为所有的参与人带来比不合作均衡更多的收益。故而，导致合作性行为的“投桃报李”策略更受到大家的推崇，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内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所以中华文明将一贯遵循“投桃报李”的关羽关云长推上了神坛（神话他的部分基本是投桃报李而非他的以牙还牙），奉为武圣世世代代接受世人的膜拜。其实这个关羽已非历史中的关羽，我们膜拜的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