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画报上有一篇关于麦当劳重振欧洲市场的报道，那个明红明黄色调搭配、廉价塑料贴面餐桌椅子的McDonald’s现在经过来自于欧洲的新CEO丹尼斯的战略调整，摇身一变成为格调高雅的McCafe. 店面装修的风格再也不是番茄炒蛋式，而是适宜于长坐的舒适惬意式。这对于在国际咖啡快销市场上的巨头星巴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大概是哈佛商业评论当初曾有一篇文章，直指星巴克的弊端和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店面扩张太快，以至于失去了星巴克原先最具特色的微笑服务、耐心交谈和倾听。现在的星巴克店员，似乎一脸“我很忙”的样子。他们对咖啡的了解也许并不见得比一个热爱咖啡的人多，用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们对咖啡的熟悉程度普遍来说也许是知道怎么做一杯咖啡，念熟Menu上所有品名的中英文，仅此而已。交谈？对不起，我没空，我还剩下5份外卖要送。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问，星巴克如此打造自己的品牌，难道是想降格和快餐业的老大麦当劳媲美吗？比谁的外卖卖得多？
一次在一家星巴克店里买咖啡，听到经理样的男子在跟几个员工开小会，我听到他在身后义正词严地告诉大家：我们是谁？我们不是卖咖啡的，我们是咖啡专家！
一个小伙子托着腮帮，表情严肃，眼睛却四处乱扫，根本就是不专心；一个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经理，但是目光却是涣散的，估计他没整明白经理要表达什么；只有一个女孩子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很不幸的是，星巴克愈发地变成卖咖啡的。尽管星巴克行政总裁舒尔茨采取了新措施回击McCafe，据说是推出新品Pike Place Roast，更强调其口感和品质，但是仅仅在咖啡口味上下功夫似乎难以挽回客户不断流失的危险。
坦率说，我一直很顶星巴克家的咖啡。虽然本地有时间很长的老树咖啡、良木缘，还有真锅、上岛等等，但是差别在于客源。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可能会选择老树、良木缘，他可能更喜欢喝茶而不是喝咖啡，但是那些跨国企业的职员和高层，应该成为星巴克的目标消费群。好几次我走进星巴克，最最担心四川人民的热情过于高亢以至于把麻将带进去，好在没有出现。
凭借强大的资本后力，星巴克可以通过快速的店面扩张来占领市场，每个城市的高级写字楼、著名旅游胜地、城市娱乐中心都会有它的身影。但是快速的繁殖速度也许在占领市场初期会抢尽风头，但是谁能保证后面的运营会一直保持良好？当你向店员垂询买哪个品种的豆子时，店员会程式化地告诉你哥伦比亚的口感比较顺滑，Espresso比较浓厚，再问问别的品种，翻来覆去也只是顺滑、浓厚、烘培较深抑或较浅这几个词。于是不得不质疑：你向我介绍的这些咖啡你都尝过吗？如果都尝过为什么翻来覆去就只有几个干瘪的词语来介绍店里的商品？如果你并非都尝过，凭什么敢自称是咖啡专家？
假如星巴克不是卖咖啡的而是咖啡专家，应该为那些喜欢买咖啡豆回家的顾客提供一种品尝比较服务，这或许会耗费一点点成本，但这是很好地诠释自己不是卖咖啡的方式之一。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才是专业咖啡店的发展方向，否则，用什么来证明你这个卖咖啡的和麦当劳肯德基卖的咖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二者本质的不同在哪里？不知星巴克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也许星家会说，我们是咖啡专家，我们能够提供市场上优质优等的咖啡。仅仅如此吗？那也只是卖咖啡的专家。那么还会说，我们能给顾客提供良好的饮用咖啡环境。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具体来说，除了良好的空间环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氛围。这个东西不是挂几幅装饰壁画，吊几盏别致小灯，放几曲蓝调爵士就能获得的。店员在其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店员本身缺乏对咖啡文化的了解，缺乏沟通的热情和技巧，星巴克这个品牌价值会损失掉许多。
在意大利，人们对Espresso十分钟爱，每日早晨在家吃完自制的早餐，喝掉一杯Espresso后，再到店里要一杯Espresso，在等待师傅制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和其他顾客交谈，师傅也可以加入进来。喝掉一小杯Espresso只需要几口，而咖啡文化却是由咖啡为由头衍生出来的。没有咖啡，便没有咖啡文化；光有咖啡，却未必能有文化。
咖啡是种文化，星巴克显然明白这个问题，而今麦当劳也明白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往这方面发展。但是能做出文化氛围来，除了人，还是人。
成都的星巴克像是出疹子一样，一出就是一片。我的目标是，把各家都喝遍，然后求人家给我个参谋的差事做做，骗几张咖啡券。
下午窝着看书的时候，看到昆德拉的《笑忘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所有的爱情关系都建立在一些不成文的合约上，这些不成文的合约是相爱的人在他们恋爱的头几个星期不经心地签订下来的。他们当时还生活在梦境之中，可与此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像执拗的法学家一样，签定了他们的合约中的详细条款。哦！恋人们，在这危险的热恋初期你们可要多加注意！如果这些天里你把早餐给他（她）端上床来，今后就要天天给端上来，否则你就会遭到不爱和不忠的职责。
读了咯咯地想笑。
没读过多少昆德拉，除了现在在读的笑忘录，也就读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本了。但是就这样管中窥豹地看，觉得这个老头子有个诡异的爱好，特别喜欢往热恋中的情人们头上泼凉水。弄得我小小地起了一点八卦的欲望，去了解一下昆德拉老头子本人的私生活是如何的。
好像我就特别欣赏小说里面那些无爱的女性，所谓“无爱”，并非是指冷漠无情，而是没有并且不相信爱情的意思，比如《轻》里面的萨比娜（我喜欢她不知道比喜欢特蕾莎要甚多少哦），还有《笑》里面的爱娃，觉得那个样子特别潇洒，阅男人无数，从每一个男人身上得到愉悦，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然而不被任何一个男人所牵绊。如爱娃所说，她只承认友谊和性欲。后者反正本来就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谈不上牵绊不牵绊，忠诚不忠诚的；友谊更加是广博的，除了男女朋友，哪个朋友会为你结交了一个新朋友心里怀着酸醋呢？
上面引文的下文大概是这样说的，卡莱尔是个好色男人，经常有外遇，她的妻子玛尔凯塔则“签约”接受这一点，而卡莱尔则必须在她面前抱有愧疚。而爱娃则是玛尔凯塔和卡莱尔两人的朋友。嗯，“朋友”。
看起来有点变态的关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变态而吸引了我（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也有类似的关系）。反正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XX观……）受这些模式的影响很深，虽然离小说的距离还很远。于是觉着男人好色是常态，偶尔搞点外遇算不上十恶不赦，但是女人不一样，通常可分为贤慧的和潇洒的两型。通常做老婆的是贤慧型，部分极品情妇是潇洒型，次品情妇是行为潇洒观念贤慧型的。这在小说里通常这样分类，但搁自己身上就成了第四类女人，行为贤慧观念潇洒的……
虽然我无比地崇拜那些潇洒的女人，觉得她们的人生过得有滋有味精彩纷呈，然而还是满足于自己“行为贤慧观念潇洒”的类型，因为我和潇洒女人有一个本质不同，决定了我不可能和她们是一伍的，我从来都相信爱情也渴望爱情。
多元的世界才够可爱，如果说这红尘的男男女女们好似在一个大舞场中，那么光光有一个大舞池大家一起玩大party好像还是单调了一些，也要留一些小包间给愿意避开喧闹的partners才够和谐的不是么？
我们总是在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我们的民族艺术文化始终没有走出国界，在亚洲这片土地上，中华文明的确影响甚大，但是民族的艺术文化却始终处于寂寥孤影的境地。有人扼腕哀叹，说是民族文化就这样要被毁于一朝了。虽说这有点可惜，但是历史从来都是不留情面的，有意义的东西得以留存传世，不具备生命力的东西却注定要被历史淘汰掉。老这么忧伤地折腾自己，无异于替猿人哀叹，叹息他们没有作为活化石留存下来。这样的脑瓜子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想说，如果猿人还能活到现在，那还有你什么事儿。
对于民族艺术文化的试图留存不可能原封不动，这需要做一些改进。也许这些改进在食古不化的人看来，是一种变节，一种背叛，但是纯粹的某种艺术形式是没有办法流传下来的。譬如说，刘三姐歌曲选段，虽然现在还能听到这熟悉的曲调和演唱，有一些怀旧的中年人抑或是年轻人，会买上几张这样的CD，只为开车的时候能够有悦耳清脆的声音相伴。但是演绎风格和方式改变了许多，否则不会有这样的老歌翻唱的CD不断地出版。倘若是原汁原味的民歌演绎方式，恐怕现代人没几个能受得了那种近乎大白嗓一样的唱法。
在Touch Tibet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是由藏族歌曲改编而来的，而且改动巨大。原汁原味的藏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电声和人声的运用。这增加了歌曲空灵飘渺的成分，寺庙里虔诚而神圣的祈祷之声，以及鼓声的运用，增加了歌曲的宗教元素和神秘气息。
这张专辑让我想到了英格玛的音乐，尤其是这首The Hope, 相比而言，Touch Tibet中有大量的人声念白和哼唱，对藏乐的风貌保留更为丰富一些。
英格玛的改编更为大手笔，电声和人声的运用得当，但没有因为电声的大量运用掩盖掉人声的发挥，从而使歌曲失掉肉质感，这从The eyes of truth可窥一斑。这些改编，使得藏乐的风格大幅度被删改，而成了英格玛创造出的独特风格。另一首Return to Innocence, 其中的人声吼喊之处，十分地辽阔而富于张力，声调高低急换，陡然升腾，像在斜下的夕阳中，一个男子在浓重的余辉中健走山巅，带着契阔之感。
假如你欣赏不来纯粹的藏乐，这张专辑是一张不错的令你从一个新的视角接受藏乐的途径。
人的嗓音是任何器乐都无法替代的一种特殊器乐。肉汁丰厚，汩汩而出，有什么器乐能带来这样的享受？因为人是有欲的，这种欲的流淌使得声线可以呈现出变化多端的风姿。而在我看来，英格玛最为深爱，乃是它的人声就像雨林深处的不知名花朵，硕大饱满，颜色瑰丽，随阴晴雨雷电光而变，神秘又妖冶。
“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往幸福境界的门钥匙，放纵肯定不是。”
“深刻的感情从来与满足无关，满足只能贬低情感，使情感堕入舒适、惬意和自我庆幸的泥潭。”
——《悲观主义的花朵》廖一梅著
廖一梅的这部小说如果搁中年女读者那里，不知道会不会总结成一句话：别搞多角恋，尤其别和老男人搞多角恋、婚外恋。
一部小说浓缩成这么一句话该多令人沮丧啊，就像如果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总结为“努力劈腿、使劲性交”该令众多昆德拉迷多么神伤啜泣啊，也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胃口全倒了。
假如不是廖一梅的笔法了得，并且将故事叙述得丝丝入扣，把你塞进了所谓美丽爱情的纵深切口中去，看到了赤裸外翻的皮肉，恐怕这个故事近乎只是一个中国版的类洛丽塔传。小说并不血腥，我这个比喻不恰当，我只想说的是，作者细致又克制，激情又冷静的笔触让我不得不去好好想想，所谓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也是作者试图要让读者去做的事情。
爱情是一种病，作者借书中情圣陈天的口说出了。这种病会传染，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相互传染。
陶然不得不爱上陈天，正如那些同样年轻的、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清纯秀丽、柔弱苍白的女性一样，不是因为陈天有多坏，总是去勾引良家妇女。陈天赢得女子们的喜爱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这种天赋就是点燃对方的激情，激发其对爱情的渴望。他们细腻，温柔，总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发现并且也让对方发现这种美，让美的对象本身像着魔一样。上床并不是乐趣的唯一所在，倘若这样，这跟低级的滥情胚子无二致。不过，我相信有人依然会认为陈天之流是滥情胚子，只不过在于沸点高低而已。
我十分乐意接受这种说法：爱是一种天赋，爱也是一种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陈天便是背负这种使命的凡身之一。他让被爱上的女子从爱情这个魔幻强大的镜像中观照到自己，激发自己身上所有美好的一切品质。爱上陈天，不过是将原本应给予财宝的爱力错交给了这个递给你宝库钥匙的人。
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徐晨，也具有这种天赋。于是他在不同的女孩子之间周旋，并且乐此不疲，他定义了他的人生。同样是具有爱力的人，徐晨和陈天却是不同的人生相貌。一个是快尝，一个是慢酌。
不同于在爱情症候中沉沦得迅速沦陷的女子，陶然的爱冷静而克制，可是这同样耗费了她的心力和神智。当她试图冲破这种自我禁锢，想要酣畅淋漓地举起爱情这杯酒大口灌下去的时候，对方逃离了，就像所有男子既要亲近所爱的女子又怕被常春藤缠上一样。陈天爱上的陶然是一个他自我设定的镜像下的爱情化身，一旦发现这个镜像中的虚幻人物要冲出来抓住你的时候，被惊吓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陶然挣扎，痛楚，当她试图要迎接他的爱的时候，却发现他并不愿意她的这种回应。
爱情是好爱情，可是不关你的事。
最后陈天死于心脏病突发，陶然喷薄欲出的爱情裂变就在这种情况下戛然而止。我想，如果作者没有安排陈天的意外死亡，那么结局是不是就跟通常的老少恋、婚外恋、多角恋一样的路数呢？这无疑是肯定的。作者让故事在这里结尾，就是要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返回去好好想想，爱情这个坏东西。
会有人指责陈天这样的男人，可是作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爱情。她说，她们是天才道路上必然的牺牲品，她们肯定要受到伤害，这是因为她们没有相同的精神力量、头脑智力与之匹配，而不是因为天才没有更完善的道德。
这里的“她们”指的是比安卡（萨特和波伏娃共同的情人）和乔伊斯（塞林格的情人），她们遇上了天才并爱情高手，唯一的结局只可能是沦陷。
爱情是种病，有的人身上有这种因子，只是其中部分人显现了出来，而另一部分人仍在沉睡。有爱的能力的人固然是幸运的，但是却注定其爱情命运的路程跌宕不平，激情和磨难共存。只能期待的是，这些尚在沉睡中的人，尤其是已婚已属的人祈祷不要遇上那个激活你爱情因子的人，否则，想要学凤凰涅磐，没个非比寻常的耐火耐烤耐烧的功力，还别指望能从大火中得到新生。
爱情从来就不等于婚姻，可是世间多少青春男女尤其是清纯少女总是一厢情愿且执迷不悟地这么认为，这种美好的单相思往往要在感情路上经历了颇多周折和摔打方可有动摇的迹象。待到认清了真相，早已经是徐娘半老之际，于是这耗费大半生、极其不情愿接受的真理只好留待传授给女儿，可惜女儿正如当年自己一样，在这个年纪怎么会接受呢？
总之，这爱情就是个折腾人的事儿。
活着似乎就像是吃饭一样，是本能。自杀对于正常人来说，就像是揪着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荒诞而可笑。可是这世界总是在发生荒诞的事情，于是总有人自杀。譬如那些为情所困的，那些被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家庭抛弃的，那些一夜之间从富翁变成穷人的破产者，那些欠下巨额外债的借款人，那些从小到大就被人歧视而产生强烈自卑感的，那些患有抑郁症的，再如，那些对人生思索太过深刻胜过叔本华的，或者在某个特定历史动荡时期，外在环境已经掐灭了他生的希望，人生是灰暗一片的人，他们选择死亡了结自己在尘世的痛苦。
对选择死亡者，我只敬畏后两者。对于生者，我敬畏像查克这样的人。有人把这部《荒岛余生》看作是现代版的鲁滨逊，可是他不比鲁滨逊幸运，因为除他之外连个活人都没有，更别说仆人星期五或者星期六了。因为飞机失事，四年时间呆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除了一个排球（他取名为Wilson）陪伴他之外，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只动物都看不到。
以椰果和鱼为食，漫长的四年，陪伴他的除了孤独，恐怕还有像漂泊在大浪中的陋船一样忽隐忽现的希望。这种随时要熄灭的希望带来的忽明忽暗的前景最折磨人心，倘若没有希望了，彻底没有了，那么就可以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可是查克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在FedEx工作的时候充满了激情，他像一个演说家一样激励员工，他的生命就是时刻的忙碌。这样的人在发现自己远离了人间，回去的希望渺茫时，要么就会选择死亡，要么就会像影片中所展现的那样，艰难地挺过来。
我一边看的一边想，倘若是我，恐怕已经饿死在孤岛上了，不要说四年，也许四天都很难撑过去。饥肠辘辘、浑身是伤，更要命的是被绝望覆顶，就像那高耸的大浪山墙一般砸下来。
现代人活得忙碌，每日为食为衣为车为房为家人疲于奔命。个个都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一副以英勇姿态迎接现代生活挑战的姿态。倘若被抛诸孤独，像查克那样彻底的孤独——没有人，没有活物，没有现代的一切，要火也只能回到原始状态下钻木取火，最坚硬的武器也只是石头。当所有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造时，还会剩下几个像查克那样屹立不倒。
查克在海面上去救排球Wilson的那一段不煽情，但不一定每个观者都会感受至深。只有体味过那种在黑暗中孤独一点点吞噬你的人，对信念有着未曾放弃的痴迷的人，才能感受到他扑腾在水中大声嘶喊的阵阵揪心。海水不断推走的不只是一个排球，是查克四年来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希望的外化具物。
幸运的是，查克回到了人间，一切噩梦都结束了。但是没有结束的，是我们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
亦舒当年在一部作品中大概说过这么一句话：人一生的成功不是某一方面的成功，而是生活各方面的全面平衡。
她为广大都市女性指明的生存法则，没想到也恰是德波顿在这本书所要说的中心思想。德波顿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现代人生存焦虑的几大原因：渴求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等等。
多数人食裹腹、衣蔽体，可是却有更多的人感到不快乐。Why？除了物质上的成功，我们还要性爱成功、感情成功、事业成功、交际成功……
每日忙忙碌碌、四处奔波并不仅仅是为了吃一口饭、穿一件衣，快马加鞭是为了不要落于人后。许多心理良师曾经指导我们：要宽广心胸，不要去攀比，不要太过功利。生存在现代社会，要不去攀比、不功利几乎不可能。你的心可以对比尔·盖茨的财富没有丝毫的微漾，但是你却没法在听到隔壁那个开五金杂货铺的王二居然有百万存款而保持心如止水，没法在得知办公室里高矮不吭声的老赵居然升官进爵、薪俸高涨的消息后波澜不惊。
身边人的状况是对个人状况的映射，一群原本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忽然都不如自己了，也许你会沾沾自喜于自己是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之一。倘若猛然间发现他们都爬在你上头了，也会立刻诚惶诚恐。贫穷是相对的，没有一条绝对客观的标尺衡量得出只有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才是贫穷。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耻辱。”
贫穷，不再代表你有良好的品德，也不能因此让别人认为你出身贫寒，而给予你更多的怜悯。相反，贫穷意味着在这个充满机会的社会中你是懒惰的，懒惰到任何机会都放弃掉，以至于让自己如此穷困潦倒。
现代社会灌输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平等。人人生而平等，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它赋予了人类以生活的希望，不管你出身贵族还是庶民，身份都是平等的。当资本主义社会日渐壮大，这样的观念伴随着社会体制和生产的进步而来，它带给人类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商业社会恰好又提供给我们公平的机会，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家庭，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取得你所想要的。
因此，害怕贫穷就是害怕被指责为懒惰、愚蠢。财富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这种集聚财富的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所拥有的一些基本品质，如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因此，经济上的成功或者失败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其尊严的看法。
虽然伊壁鸠鲁认为人类所需要的仅仅是简单的饮食和住宿等必需条件，但是亚当·斯密却在《国富论》中冷静地重申了这样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必需”不再是简单的饮食和住宿，物质产品已经脱离了仅仅是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层面而带来了非器物性的意义，它们指涉着物质的拥有者的能力、技术、毅力和勇气，这些是人获得尊重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尊严得以成立的基础。
现代身份理想认为“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与贫苦直接相关。这种观念鼓励人们努力做得更加出类拔萃之外，也将人们的视域变得狭窄和偏颇。它会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广泛地流行，而忽略掉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制度问题。
德波顿在书的后半部分指出了几大解决方法：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西米亚。至于波西米亚，他是希望我们能从波西米亚人身上学到那种更多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生活的优良品质。
我不怀疑会有人钻研其中一个领域，并且从中获得满足和自信。但是多数的人恐怕难以做到。对于一个经济收入有限的人来说，他何以获得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去接触、领悟那些哲学思想的精深奥秘？何以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出入展览会、音乐会呢？
在说熊猫之前先说赵半狄。印象中知道他是在91年保利的赵半狄李天元画展。作为中央美院油画系的高材生，他的写实功底很扎实，而画风上吸取了现代西方的一些技巧，描绘的题材也更偏重都市视角，让习惯了学院派写实风格的人看起来有眼睛一亮的感觉。
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在的拍卖价格已经到了200万以上。即使在当时，他也是最抢眼的新兴画家之一。然而90年代中后期，他却完全放弃了传统绘画，改为创作装置、行为艺术。甚至形象上，他也尽量远离通常意义上的画家。他开最新的跑车，穿紫色的皮裤，完全步入了另一个时尚的舞台。
99年他找到了一直坚持至今的熊猫题材。记得那时候刚看到他的熊猫作品，感觉是多么的诧异。平庸，甚至是滑稽的模仿。
然而，他很快让人知道了他的运作能力，他把这样让人一眼就觉得恶搞的作品成功说服了市政部门，作为了地铁里的公益广告——事实上这本身就是对一个非常著名的同题材公益广告的照搬。
不，我不应该说这是运作能力。如果不是运气，那就是对社会深刻的了解。一个被后现代艺术普遍接受，毫无新意的“滑稽模仿”手段，遇到现实时，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赵半狄的系列公益广告如一石击水，得到了公众媒体和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欢迎，它们先是被 “艺术无极限”的“优秀公益广告回顾”选中，随后，其社会影响的涟漪迅速荡及到世界的很多地方。……艺术无国界，公益事业无国界，追求健康无国界。 ”
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公益广告，那么最开始创作他的广告人创作的是什么呢？然而，时代脱节了，我们不仅仅不知道“滑稽模仿”这一艺术手段，甚至不知道他模仿的对象本身。
多么地投机，而对时代把握又那么准确。有点象我喜欢的另一个艺术家吴山专。吴山专在89年那次著名的展览中，不管周围的人做出多么惊世骇俗的艺术，他只在美术馆里摆摊卖他从老家带来的对虾。北京那时海鲜还很难买到，所以他的生意不错，甚至当时的美术馆馆长刘开渠也买了一些。最后，工商没收了他的对虾，而他也很高兴的把那张处罚通知单贴到筐上，作为完美收场。
投机，不停的投机。不管外界怎么变化，都只是自己获利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时代精神。吴山专后来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把给艺术家的创作费存入银行，并就地打工，帮展览收取门票。而他的作品则是那张存单，和打工的收入证明。在另一个国际大展中，他则在“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欢快歌曲伴奏下就地卖起了熊猫玩具。
我忘记了他和赵半狄的熊猫谁先谁后，但要是赵半狄的熊猫也是受这个启发，那就更妙了，真正是本来无一物。
赵半狄严肃的摆弄着这些明显是拼凑、模仿的元素，然而他能憋住不笑，让这一幕更加精彩。他在利用网络上也走到了前面，很早开了博客，并在07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把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等网络热门人物请上台为他的服装设计走秀。
即使“搞”到了这样的地步，在那次乏味的时装周里，他的那场秀还是真成了一个亮点。
于是，他再接再厉。有了我们现在全都知道的抵制功夫熊猫事件。同样，艺术的界限被模糊，甚至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是艺术。这种滑稽的脱节成就了艺术家。大家严肃的议论这次行为的荒唐，但同时四川也真的暂停了功夫熊猫的放映。
他对社会、对时代的把握再一次让我叹服。这样荒唐的一次行动，有了前期愤怒青年们抵制莎朗史东的铺垫，有了这次媒体、政府、民众严肃的配合，终于显示出艺术的样子了。
而赵半狄依旧能坚持不笑，把这一幕继续下去。有时候看着他有些神经质的表情，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高高在上冷笑呢，还是已经进入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境界。
不管怎样，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艺术。他用事实证明，现实比行为艺术更荒诞。熊猫系列作品以摄影形式表现，一般洗印40张，每张售价超过7万元。我希望他的功夫熊猫能超越这一记录。
很like这本书，但是说出来又怕被人笑话。因为这是一本畅销书，一本被速读的、淹没在大量充斥着包装、炒作嫌疑的快销书里面的畅销书。坦率说，我对畅销书就像对快销食品一样，带着一点点鄙薄。但是我还是要承认喜欢这本书。如果我喜欢却非说讨厌的话，我就是一特找抽的主儿。正如我不得不承认情色片我就是喜欢看一样，如果我非得用处女般的羞涩和娇嗔去回应人家问的“你看过情色片没有”之类的问题，我觉得我该活剐。当然，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就最好祈祷别碰到我，就算碰到我也请祈祷我没带刀子。
喜欢的第一点，就是因为这本书做得好，这离不开一个好的编辑。好在哪里？好在它结合了几种图书的特点，以不同于以往畅销书的姿态连续四十周强坐上当当和卓越的宝座。我没有求证这个排行榜是否为真，也没有考察这个排行榜的可信度有多少，但是从内容来看，这本书能连续长时间坐上排行榜，即便这个排行榜不如福布斯那么牛B，它也是有它的价值的。
它是经管类书籍吗？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经管类书籍还给你讲爱情故事。它是爱情小说吗？我看爱情小说似乎没有必要去讲SMART和SWOT这些东东，至少琼瑶阿姨教我们写爱情小说必不可少的武器是眼泪和嘶吼，仅此而已。当然，它更称不上是文学书籍。
它只是将现代职场中白领的生存法则用简洁明快的笔法给你描绘出来了，每一节的小标题上也许有归纳和总结的意思，但没有经管类书籍动不动就喜欢给你归纳总结，整很多点，每一点下面又括号又带圈儿地分为更多的点。这本书胜于经管书喜欢作爱总结的老板状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于，全书有一个情节架构，因此可以纵向地、有背景地、多角度地解析各种人物和事件，每个人依据领悟力和经验的不同，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它是开放式的解读。而不像经管书里，常常是一个例子做一个总结，通篇的故事架构没有，只有主题架构。当然，也不能说这样的方式不好，对于有的读者来说，这种方式直奔主题，速战速决，适合他们的口味。但这就跟做爱没有前戏一样，只管吃饱就行。由这本书的排行销量可以看见，人们是喜欢有前戏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的文化和习俗似乎更偏好于接受叙述的方式。我尚没有研究罗兰·巴特老人家是怎么来阐述叙述学的，但是叙述的思维和方式在无形当中能够影响着思维、生活、职业、媒体、选票等等，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就个人情感上的喜欢而言，我是喜欢拉拉这样一个既聪明又不失分寸的女子。她审慎而自知，聪明却适度。
没听说过聪明还要适度的，是的，我以前也没听说过，这话是我自己告诉自己的。这世上不乏聪明人（当然，天才自然是很匮乏的，这与本议题无关），但总是栽在自己给自己挖的坑，掉进自己给自己埋的阱的人也不少。谦虚是品格上的适度，这是EQ，可是有时候IQ就是不服EQ管，认为你自个儿谦虚就谦虚你的，你管不着我，于是趾高气扬、锋芒毕露，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就比如小说里面的岱西，多美丽多聪明的一个女子，要容貌有容貌、要身材有身材、要高薪有高薪、要聪明有聪明，可是她就是EQ没管住IQ，最后的下场比较黯淡，至少在小说的叙述方略里面是这样。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岱西类人物未必就很惨，因为她们往往属于会躲到暗处舔舐伤口，一旦有机会又会重出江湖，就算不能雪耻满赚，也要搞个鱼死网破的一类人。
从商业原则上来说，拉拉和岱西属于两种人，前者是遵循游戏规则的，后者是不顾规则的，一旦可能的话，她会破坏规则来个个人收益最大化，管你其他人死活，所以后来DB的高层李斯特他们被她搞得头大。但是岱西的砝码没有捏好的是，她没料到王伟虽然是一个最讲求利益原则、只要有利益什么都好说的销售人，却也有不按常规出牌的一天。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就是帕米拉。这个怪异又聪明、阴险又阳奉的女人，在险些被fire的时候审时度势，态度立马一百八十度转弯。在她使用更为高明而不易察觉的招儿应付上司拉拉的时候，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她的失败源于骨子里的傲气和不屑，由此可知，和你的上司相处千万记得要跟上司同一个方向使力，否则最后被压在车轱辘下的很可能是你。
拉拉把帕米拉fire掉了，可是我并不觉得她恶。她令人钦佩的一点在于她不会因为个人利益去做违背原则的事情，但这不等于人不可以为个人利益去做损人的事情，只要他没有违背原则，这个原则自然是指游戏规则了。帕米拉被开掉是因为她诚信有问题，这犯了外企生存的大忌，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她总是试图challenge她的上司。连直接主管都敢这么藐视，这帕米拉也是一个EQ没管住IQ的人。
读这本小说让你会有一个期望，那就是希望职场中的同事都是聪明人，不然跟笨人打交道是件用钝刀杀自己——备受折磨的事情，一点也不痛快。
没有想到的是，一部政治意涵丰富的影片居然能像片中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一样，节奏鲜明，高潮迭起。
我把它视作《一九八四》的电影版，不同的是，《一九八四》描绘了一个黑暗的世界，而V却给我们带来了如交响曲一般畅快淋漓的革命复仇记。这个带着面具，功夫高超又颇具绅士风度的V既是革命者的化身，又是女人眼中的性感天神。它嫉恶如仇，誓与极权统治集团抗争，他是一个浪漫的复仇者，他的如舞蹈一般带着优美感却又能致敌人于死地的精湛剑术，他在死者身上留下的神秘的大朵玫瑰，他丰富的思想、幽默的语言和英雄主义精神，为整个复仇计划铺设了浪漫的底蕴，就像那一簇簇在夜空中绽放的礼花——黑暗底幕上的狂欢。
Ivy是他拯救和唤醒的对象，也是将这部复仇记故事诗意化的符号。Ivy使一个在痛苦中成长起来的复仇者褪去黑暗而恐怖的复仇气息，披上拯救者高大正义的圣衣，从而也就消解掉仇恨本身的邪恶阴影。那些飞溅的鲜血、死亡的面孔因这神圣光辉的照射而呈现出可鄙者的应受之义。红色的血和黑色的光，肃杀的死亡和艳丽的玫瑰，这强烈的对比既是恐怖的象征，同时在导演对镜头的特意运用之下成为诗意的暴力。但是没有过度渲染，节制的拍摄显示出导演的掌控能力，同时也说明其心目中始终是要把这部片子保留在政治意义较为浓厚的层面上，而不愿成为视觉效果下的一道喧哗盛宴。
影片的最后，成千上万戴着福克斯面具、顶着黑披风的人涌向议会大厦前，镜头从空中俯拍，簇动的人头穿过士兵，渐渐吞没掉这些迷彩装的点，像黑压压的潮水一样扩散开来。这令人振奋的一组镜头象征着复仇的胜利。这种胜利到底是象征意义多一些还是真实可能性大一些？我倾向于选择前者。编剧是那么懂得观众需要这种精神胜利的慰藉以抵御现实世界中不断被蚕食的自由和公正的领地。事实上，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像影片里的人一样，在革命理念的号召之下集结得如此强大而一致，强大或许是有的，但却会转变成若干个彼此冲突的暴力结点，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乌合之众当中被撕扯成几块褴褛破布而无法辨识出最初的样子。
相反，《一九八四》却是残酷而真实地刻画出极权世界的镜像，奥威尔没有给出生的希望，倘若要给，一定也是像V这样通过暴力的方式而推翻 “老大哥”。可是谁又能保证革命过程中的异变和自残不会发生？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历史当中不断重复，但是却没有几次能够成功地证明暴力手段的合法性，至多也是在夺取了政权后反过来证明暴力手段的正确，可是结果正确并不能验证手段正确，更不能保证使用暴力的目标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需要V这样的神话式人物，这至少能给漂浮在茫茫海面上、快要下沉的人送去一座视线中依稀能辨的陆地。虽然不是真实，但却是希望。
So called democracy
片中有三条交织的线索：Dr. Malley（Robert Redford饰)和学生Todd， Senator Ivring（Tom Cruise饰）和Reporter Janine（Meryl Streep饰），以及战场上的同学兼战友的Arian和Ernest。这三条线索构成了三个场，每个场内的二者彼此有抵抗，而三个场之间又相互抵抗。导演的意图即是批评美国在中东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这触发了对所谓的民主机制的反思。
Dr. Malley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上。尽管经历过越战的创伤，但是他依然没有对这个国家丧失信心，他通过教授学生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个抱负就是希望学生们都能够关心政治，在他看来，越多人对政治和国家前途的关心，则越可能获得比战争更具有积极力量的推动这个国家走上光明的前途。然而令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学生Arian和Ernest均以参军加入阿富汗战争作为最能为国家效力的方式，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学生Todd却在看透政治把戏、权谋较量后对政治彻底放弃信心。而Dr. Malley并不希望他的学生卷入战争，并成为这场错误政治决策下的牺牲品，同时也更不愿意青年人对政治漠不关心，这无疑是让这个国家在错误的路途上滑得更远却丧失了挽回的希望。
该部影片尤其饱受评论家诟病的地方在于对话太多。The Boston Globe有评论就称其为 “political drama feels more like a lecture”。整部影片与其说是影片，不如说是一系列的讲演和训诫：议员训诫记者，教授训诫学生，那两个给了教授希望的学生训诫了他们的同学，中校训诫军队。
的确，影片的对话非常多。好在这些对话尚算精彩，快速有力，引人发思。也许从电影艺术的构造元素上来看，这是个硬伤，但是对某些观众如我这般不用担任奥斯卡评委、却被对话吸引住者则不会介意这个问题。尽管这部片子在美国、欧洲等地相继上映后遭遇到影评家的炮轰，但是依然有其可观之处。至少对于一个生活在普遍缺乏民主的国家的人来说，即便影片瓦解了民主的神话意义，但是这种瓦解过程也许对于远处观望并未曾获得的群族来说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构。这或许更能说明，可被证伪的东西更少具有欺骗性。
The Hollywood Reporter认为导演和编剧以冷静和非情绪化的方式向观众呈现了支持和反对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观点，由此触发观众的深思。Redford的这部影片诉诸于那些认为美军发动战争是错误的人群的观点，但他负责任的基调将会吸引更为广泛的观众群。这是众多评论中难以多见的肯定态度。当然，这也许跟影片在好莱坞制作有关。
The disoriented medias
媒介是不是独立的，这个问题是应然性还是必然性，始终没有一个定论。但在这部影片中，清晰地看到了最为透明的民主机制下，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依然无法保持独立。就像阿汤哥在片中饰演的参议员所说的那样，媒体就像是烟，哪里有风往哪里跑。
这场比一战时间还长的战争的错误是在时间中显现的，就像水分在阳光下渐渐蒸发后才慢慢露出盐粒。政府是背负这个罪名的罪人，但是媒体却同样是伙同犯，而民众也照样逃脱不了干系。为了不挑战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失措的神经，不违背美国发动战争之初高涨的民意，媒体统一地保持了选择性发言，“顺应民意”地发表了那些非常具有爱国精神的支持言论。
可是当白森森的盐粒显露出来时，媒体和民众发现了自己当初的失误，匆匆逃离原来的立场，试图拉回这艘驶错方向的航船，然而政府却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控。此时的媒体该如何？拼命揭发政府的主战政策，还是沿着既有的道路、助其一臂之力以期通过高涨的民意支持来获得战争的胜利？谁又能证明揭发就能够挽回错误和损失，或者说不会失去得更多？如何又能证明继续沿着原路前进则一定能获得成功？
此刻单纯说媒体的责任就是要揭示真相，寻求正义，有点天真得近乎傻了。当事关国家利益、个人自由、民主出路的时候，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造成失败。而这个世界的一个规则是失败便是错误，而成功的最终会被公认。
Janine最后的抉择是什么：遵照头儿的要求，写出一篇仅仅听从政府一面之词而无法获得求证的“宣传辞令”，还是坚持作为一个从业四十年的经验丰富的老记者的良知和职业道德而放弃？
政客，媒体，教育者，军队长官，以及顺从的公众被聚集在一起，影片呈现出一个没有答案却云集了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场域。
我不得不去想，民主到底带来了什么？没有人说民主一定会带来光明和正确的前途，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由全体公众进行自我命运选择的可能，它保证了过程和程序但并不保证结果。尽管这最坏的可能是将全体引入坟墓，但我依然觉得它伟大。对于饱受专制极权美丽谎言、个人权利和意志丧失久矣的民族或国家来说，即便能这样走入坟墓，也是比被他人推进坟墓更为合适。
自媒体诞生那天起，它的终极目的只有两种：宣传和盈利。当然，绝大多数的媒体二者兼而有之。媒体从来不曾也不会单纯的为了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虽然客观公正是媒体诸多行为准则中相当重要的一条。
为了有效沟通，照例我会说一下我的假设前提：一切能生存下来的集团都是理性的。我这么假设是因为我相信，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博弈下，不符合理性 经济人假设的集团，不管是商业集团还是政治集团，都将在竞争中消亡。个人当然可以非理性，行为经济学甚至证明个人的非理性可能恰恰是集体的理性，但是一个 集团却不能不理性，否则就只有消亡。
所以说客观公正只是媒体的一个手段，一个为了维护长期利益而设定的行为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媒体有盈利压力时，客观公正可以使其保持稳定 的受众，从而使得长期利益最大化。同时这说明了为什么纯粹为了宣传而设立的媒体，如希特勒的纳粹党报，比商业媒体更不重视公正客观。
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西方媒体在此次奥运、西藏事件中的表现。他们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预期违背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这是因为他们预期在这些特定事件上的“造假”不会给自己的长期利益带来损害，满足受众心理预期则可以获取丰厚的短期利益。
看清媒体的真实面目，就不会因为西方媒体的此次表现而感到震惊。客观公正有其光荣与梦想，但也仅仅是梦想！
现代社会是一个无法离开媒介的社会。我们过分地依赖媒体，恰似我们无法离开阳光空气和水。如果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媒介都消失了，可以大胆地做出结论——我们几乎又回到了原始社会。
因为媒介的存在，我们的视域被拓宽，也因为媒介的存在，我们的思维又被它捆绑和固化。
前阵子的“艳照门”事件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媒介风波，事件如今虽然平息下来，对于当事人也许可以略松一口气（但仍旧会有因此事件引发的问题所困扰），不再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但这场媒介事件中所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却仍然值得探讨。
新闻媒介既是新闻信息发布的载体，同时也是公众意见发布的渠道。由于媒介有舆论的最经常承载作用，媒体也就从最单纯的表达渠道升级为公众代言人，即是“拟态公众”。因此，新闻媒介在舆论领域同时扮演了公共论坛和公众代言人的角色。
舆论在生成的过程中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新闻议题的设置是否是公众舆论的真实反映？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了反映？二是策划议题下的新闻舆论又对真实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根据日本学者藤竹晓的观点：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是存在一定距离的，在拟态环境中，起初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观念、价值、行为方式等，经大众传播后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在大众传播的作用下就会使得真实世界越来越向拟态环境靠拢，并日渐形成拟态环境的特点。
网络媒体就此事件的相关报道是所有形式媒体中热度最高的。这一方面与网络媒介的技术特性有关，另一方面，网络媒介的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此事件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来说，纸媒的报道就显得规范一些，祛除了网络媒体大肆的宣扬和刺激点击率的因素。但是从对部分报纸的观察来看，纸媒所呈现的新闻信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相对客观和冷静，有记者就此事试图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多数未能成功），或者从由此事件引发的关于个人隐私等相关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或者从媒体自身进行反思——毫不顾忌当事人的尊严和法律意识的淡薄，但是并没有改变媒介舆论中的主流声音——对当事人及其色情图片的抵制、指责和批评。
坦率说来，媒体反映这种指责批评之声比起只是单纯地从商业利益角度曝光炒作更为无良和缺乏责任感。也许这种指责批评之声的确是反映了部分或者多数公众的声音，但是单纯性地反映舆论并不是媒体唯一的任务。从新闻操作角度来说，这样做是比较稳妥和安全的，它顺应了那些复归保守主义和传统观念的人的需求，而自身从这种追逐和蜂拥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一定商业利益。但是对于另一些持不同“性见”者，持法律意见者，持媒体自律和社会责任观点者来说，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反映。这里之所以说是“足够”，是因为媒体确实有来自于这些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乍一看，也许是符合平衡报道原则的。但是仔细斟酌和比较后可以发现，这种平衡原则是表面性的，它的平衡并没有体现出媒体的气度和立场，只是简单化的“一分为二”式操作。相对于对新闻事件当事人和由此衍生的“色情”问题的不断追逐和累计，这些观点没有形成系统，也没有相对应的新闻策划专题，于是这些零碎的观点很快就淹没在大量的指责和批评声之中，最后在一个新闻事件周期后销声匿迹，而媒体在此事件中应抓住的绝好契机——更新和引领公众观念、价值的转变——却就此丧失。
媒介通过隐含的意见性报道，或通过直接的评论来表达立场、观点，反映和表达舆论，而这种舆论经过媒介的传播又形成了一个“主流意见”（优势意见），从而使更多的公众趋向于接受和认同这种意见（诺依曼“沉默螺旋”理论）。部分媒体自身对该事件的当事人是持否定态度的，有的媒体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的，于是便出现了眼前所看到的镜像——在业务操作上采取极少可能出现争议性的方案，顺应“民意”。我们从媒介镜像中所看到的“艳照门”事件的当事人是扭曲的、压抑的、非人性的，而这恰恰是作为窥淫者既受用消遣又用以作为武器进行攻击的法宝。在这种媒体镜像中，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和耐性去了解事件的真相，而只迫不及待地跳入到目光和唾沫汇集成的洪流中趋之若骛。
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既讨厌被引诱却又离不开这种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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