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孙子 地形篇》
公元1251年，蒙哥继位蒙古可汗。舟楫非蒙古人所长，于是其制定了绕道西南，迂回南宋侧后，顺江而下攻克临安的战略部署。
1252年六月，忽必烈进军云南，攻大理。因六脉神剑失传，云南被攻克。1257年，蒙哥决定一举灭宋。忽必烈力阻未果。
1258年二月，蒙古倾国南下，蒙哥亲率主力攻四川，预备拿下四川后出夔门南下。
自古以来中原入川主要两条路线，一条是传统的“蜀道”，现宜昌至重庆万州一段，我曾亲自走过一段古栈道，沿江凿出来的浅浅的一条道，旁边就是汹涌的江水，人在其中很多时候都站不直，奇险无比。万州至涪陵段至改革开放前都没有公路只有水路，我一师母从万州到成都求学，需要走十天，这是在1980 年。另一条就是北上出汉中过秦岭，过了秦岭就是一马平川，诸葛亮出祁山走的是这条线，至今从重庆去武汉的火车走的还是这条线。所以说，老蒋跑重庆是有道理的，日本人也很难攻进来。
但是蒙哥他敢！
四月蒙哥率四万人号称十万从六盘山入川，这是绕道从宁夏入川，缺点是当时陕西境内已经土旷民贫，蒙古军队很难就地补给。入川后又转战孤城峭壁之间，逢山必争，遇城必战，这样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到达现重庆合川境内的钓鱼城。蒙哥要与云南出发南路军汇合灭宋，必须拿下重庆，然后顺江而下。重庆最后的屏障就是钓鱼城。
钓鱼城坐落在钓鱼山顶，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处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处，南、北、西三面环水，壁垒悬江，城周十二三里，均筑高数丈的石墙，南北各建一条延至江中的一字城墙；城内有大小池塘13个，井92眼，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江边筑设水师码头，布有战船，是支撑四川战局的防御要塞，地势十分险要。其时钓鱼城有军民十万人，守城兵力一万人左右，守将王坚抗敌意志坚决。蒙哥劝降无效之下，命部将汪德臣进围钓鱼城，掳掠城外近郊居民八万多人，又命纽璘进攻涪陵阻止下游宋军增援。之后亲自率军渡过渠江，进抵钓鱼城下。
然而蒙古人围攻钓鱼城两个多月都被降龙十八掌击退，进入四月重庆开始连续的雷雨，蒙古人哪里受得了这个，猪流感开始变异…….至此时，蒙古军完全落入开篇《孙子》所说的局面。坚守数月后，南宋援军攻破涪陵防线进入重庆，又数月，蒙哥死于钓鱼城下。
后记：南宋灭亡后，大势已去，忽必烈又答应绝不伤害城中百姓，守将王坚之子王立这才弃城投降，时间为公元1279年。弃城后，守城的32名（一说36名）将军全部拔剑自刎，可谓忠烈千秋。蒙古人在征伐中杀人无数，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城，惟有钓鱼城抵抗了40余年而全身而退，谁说中国没有南北战争的李将军？
George Mason大学的Tyler Cowen教授在最近的一篇贴子中介绍了三藩市职棒联盟球队的巨人队打算利用计算机模型，将门票价格智能化浮动。
该模型考虑了门票所对应比赛的投手实力对比（影响可看性的要素）、实时门票销售数据（市场实际反应）以及天气（会阻碍球迷到现场看球的要素）等因素，也许是个设计精巧的计算模型，不知道实际表现如何。
无论其表现如何，这都是个很有趣的事情，让我立刻想到了“金融创新”，因为：门票价格开始浮动了。一旦门票价格开始浮动，且无法确切地了解未来门票价格的时候，各种风险交易就有了栖息的环境。
这里的要点是未来价格必须无法被准确预期，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情况是否符合：只要售票机构保证其公正和保密性，那么上述的三个已知会被包含在模型中的要素中至少有一个——实时门票销售数据是无法准确预期的要素，这将导致未来门票价格无法被准确预期。所以，符合！
另外，贴子开始还提到了哈耶克，标题可简单理解为“小步式渐进”，哈耶克当然是认同小步式渐进，无先验方向（理性设计好的方向）进化的代表人物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等着看看几年后的情况吧。
现在看华尔街日报就跟天天看笑话似的。今天的这篇文章里说道：
他（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需要对面向消费者和投资者出售的所有金融产品采取严格的统一监管，需要坚决执行监管规定，以确保让那些亵渎公众信任的人或机构承担全部责任。
在金融业里，承担全部责任的前提，我想就是100%的资本充足率或是保证金率。否则怎么能承担全部责任呢？不过，在100%的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能做什么操作呢？现在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没有办法开展了。银行只相当于一个金库看守者，所有的资本都基本将处于停滞状态，金融系统的货币化资源调配作用将基本丧失殆尽。
看来，理性胡闹不仅在商业上有用，在政治上也是很有价值的。
薛兆丰最近写了一篇贴子“华尔街巨额奖金事件有益无害”。
当然，整件事情，最大的好处，是让人们对奥巴马产生怀疑——很多人还是第一次。
我不是在开玩笑，但也不要误会我。我是说，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然后把政府请出来做救兵，是错上加错，简直是胡作非为；但遵守劳动合同给高管支付奖金不仅没有增加错误，而且还增加了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一点机会。
曼昆教授也在最近的一篇贴子里链接了一篇文章“亲爱的A.I.G.，我退出！”（英文）。那是一封信，一封由A.I.G.的金融产品部门的执行副总裁写给A.I.G.集团首席执行官Edward M. Liddy的辞职信。
大意是说：在A.I.G.工作的他和许多其他A.I.G.的员工一样兢兢业业，A.I.G.在债务掉期交易上的巨额损失与他们没有关系，无论如何，这不应成为不履行发放奖金合同的理由。对于首席执行官没有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为他们争取正当的权益和公平的对待，他表示极大的遗憾。
另外，薛兆丰最新的一篇贴子里所引用的文章又讲出了更多法律上的问题。
雇佣的奖金协议是在救助法案之前就已签好了。如果公司不破产，这个合同应该有效，员工接受奖金完全合情，合理，更合法。现在救助法案挽救了AIG，它没有破产，按照先前既定的条款，发放奖金当然没有错。可是奥巴马却说会通过一切可能的法律途径阻止AIG发放奖金并追回已发的部分。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对所发奖金征惩罚性的重税90%，以此授权司法部收回AIG所发奖金。如果获得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项奖金税将追溯至2008年12月31 日。如果熟悉美国宪法的人，就能了解，这样的立法完全漠视了宪法中对法案不可有追朔性的限制。
正如曼昆教授的这篇贴子中说的那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在市场机制下，发生危机的时候，转而相信政府调控可以比市场做得更好。而现在，政府甚至已经期望突破法律的限制来达到调控的目的了。我实在无法认同，这是正确的做法。
Sologram的补充：
补充一点：AIG的奖金不是利润分红奖励，而是忠诚奖，是危机之前就商定好的对留在公司的关键员工的奖励。
上海团全国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龚学平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现在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专搞军训。 (3月8日《中国青年报》)
此议案一出，网上网下顿时议论纷纷。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和前段时间经济学界热议的“人口红利耗尽说”真是相映成趣。
“人口红利”的概念于1997由Mason Andrew首先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8年《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引用，从而使“人口红利”这个名字真正红起来。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普遍认为，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里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人口红利”。Bloom和Williamson于 1997年估计，东亚国家在这段时间里的人均GDP增长额中的1/4到1/3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具体来说，由于毛时代鼓励生育而邓时代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橄榄型”，也就是老人小孩少而青壮年多，使得中国经济搞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具体的推导和实证就不写了，有兴趣的自己查论文，由于中国学术也是靠“混”的，于是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的相关论文一堆一堆的。）
前些年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的时候，学界开始热议，随着当年的青壮年渐渐老去，计划生育一代逐渐成长的今天，我国“人口红利”是否耗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同志是“殆尽说”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中国2017年左右（记忆数据，不一定准确）会遭遇“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稀缺。此言一出就成了前些时间的热点论文题之一。本人随导师下乡做调研时也留心过这个问题，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同意该论点。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大学五年议案提出的重要原因是大学生就业难，这不是把“学士后”也搞出来了。一方面“人口红利”殆尽，劳动力紧缺，一方面一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中国从来都是神奇的国度。您可能也知道问题出在哪，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关键就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垃圾的教育+独生子女政策。
由于长期扮演世界打工仔角色，于是打工仔国度也只需要农民工来打工(这是兑现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哦)。本来大学生也是多余的，于是八八后加紧了官僚愚校政策，导致校外的市场日新月异，校内还是按照计划手段输送出一批批大学生。若是大学生少也就得了，反正需要那么多“没头脑”和“不高兴”坐在各级管理位置上，偏偏独生子女政策又使得家家户户都是“龙凤”，于是为了刺激居民花钱，大学扩招啊扩招，然后打工仔国度突然发现，我们再也没有那么多位置给 “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解决的方案是，继续把有关系的“没头脑”放到体制内，然后鼓励没关系的“没头脑”改变就业观，去到企业一线吧，去上山下乡吧，正好可以缓解一下“人口红利”的消失。然后跟“不高兴”说，有种你出国去创业嘛，我们鼓励你们创业，要不，你再在学校待几年？扬汤止沸也是办法之一嘛，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
话说到这里，诸位都是明白人，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何况还是一群教育体制下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打工者的边际生产率会渐渐超过大学生们，于是他们理应拿到更多工资，于是渐渐更多的人去做蓝领…….等等，这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的，在现实的国度里，多少人舍得让龙凤们去生产一线？多少“没头脑”愿意去生产一线？再说了，如果最终都要去一线，又何必拿那么多教育资源给学术混混们浪费？而且如果打工者的工资都高了，打工仔国度的竞争力又从哪来？
其实正途国家也在提，什么产业升级，什么改革教育制度。反正我们都看着呢，我也愿意相信迟早会落实，唯一的遗憾是，很多“没头脑”和“不高兴”将在年复一年的喊话中日复一日的蹉跎。反正都是蹉跎，不如放在大学给国家减少麻烦，于是我理解了龚代表的苦心。
在我的这篇日记里，明显地表现出了我对维护公正（企业正义）的偏好。这具体表现为，我对规则不遗余力的建立和维护。
这种行为被称为“强互惠”，是指在群体中与其他成员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严厉惩罚与自己关系不那么大却与群体中其他个体关系更强烈的违规行为，是人类“趋社会化”的一种表现。
显然，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外界激励机制，比如美女（对同事我没什么特别的兴趣）、金钱（如果有生之年遇到一个因为这个而雇我的老板的话，那将是莫大的幸运）。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激励”。
事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机制激发而完成的。现代脑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对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人类的种种成瘾行为，烟瘾、酒瘾、毒瘾等，都涉及这一脑区。在医学上，这一脑区也被称为“鸦片报偿区”。
所以，本质上，我和一个瘾君子没什么不同。
昨天，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是要好的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向我提出了关于我的一些做法和想法上的疑问。归结起来就是，对于我始终很机械地把维护规则放在首位这件事感到不解。
其实，这很好解释：因为我判断具备良好规则的环境对发挥我的优势更加有利，从而可以更好地获利，所以我选择这样做。
Q：你怎么变成规则的维护者了？
Jo：因为我预期在具备严格规则的环境下，我在逻辑和洞察力方面的优势可以发挥得更好。
Q：你真的那么遵守规则吗？
Jo：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Q：如果规则不合理呢？
Jo：仍然遵守，但是规则本身是可以更新的，当然那需要制订更新规则的规则。值得一提的是，在也许更合理的规则出台前，必须严格遵守原来的也许不那么合理的规则。
Q：哪怕代价很大吗？
Jo：是的。这是为了长期的利益。对规则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只要有一个反例，信用就打折扣了。
Q：你对自己的判断就这么有信心？你是唯一的吗？为什么你能想到别人就想不到？
Jo：事实上，我最期待的就是“挑战”。因为，我确信自己肯定有地方犯了错，这需要通过与其他人的沟通也许才能发现。这种交流对我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学习机会。所幸，我认识几位这样的朋友。
Q：你说话好官方，不要把工作时的口气带过来！
Jo：呃……
《In Bruges》这 部电影的结尾我很喜欢：职业杀手的老板拿枪爆了自己的头。我拿这问了一些同样看过此片的朋友，无一例外地反馈说，这个结局让他们感到很意外，也不是那么理 解。虽然我当时也有一点意外，但那意外只是一瞬，发生在他举起枪瞄向自己以前，并且马上，我就预料到了他举枪自杀的情节。我认为，职业杀手老板是出于对规 则的遵守而自杀的（具体什么原因我就不剧透了），我想，就是这一点，让每天把“规则”二字放在头等位置的我有了共鸣。
近期，我将会投入专门的时间，真正启动公司的规则设计和保证规则实施的工作：这片子看得很是时候。看了片子，让我再次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规则给谁？
巴菲特在每年给股东的信里 都会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进行公司投资时，除了行业外，就是看经理人，经理人必须具备完全为股东服务的立场（因为公司实际上是股东的价值增值通 道）。这是巴菲特的投资理念的重要部分，也是从某个角度对公司最本质的认识。我完全认同，同时进而认为：作为一名经理人，要为股东服务好，就意味着要有效 约束自己。我想，这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人，而非圣人”的务实且诚恳的态度。
然而，身边的和听到的例子几乎都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规则是给员工 的，而不是CEO（或其他高管）的。当然，订立规则的人就是高管们。不用怀疑这件事，因为如果有足够多的高管们按原则行事的话，克己的王石其实是无法成为 自律企业家典范的。与这个普遍事实相反的，我认为，企业里的规则实际上更是为了约束有权力的人。因为有权力的人为自己（而非股东）谋利时，将更容易对公司 产生大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回想起来，似乎Sologram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当时却没有什么特殊感觉：Adxonist小组的组规里对小组管理员权力和义务的规定是他拟定的。
我相信，大部分高管们也都认同规则的重要性，但为了帮助他们保证自己不会因为某次情感的冲动、利益的诱惑以及夹带着“无人会发现”的侥幸心理而违背原则做事， 企业需要设计适合的规则实现对他们的约束，为他们声称的认同加上实际的约束力。要做到这一点的话，规则的设计者除了需要管理经验和缜密的思维以外，最重要 的是必须要具备完全的所有者（股东）立场：从实际情况来看，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力是远低于高管团队的。所以，如果董事会无法找到一位完全像大股东所有者 那样思考问题的经理人来设计规则的话，那么大股东们最好自己动手来设计规则。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得不关注某些男星的fans群体，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也许会被大多数成年人看不上的年轻人群竟然拥有着强大的组织纪律性。仔细想来，至少有三个特征使得她们的组织很像宗教：有固定的组织方式；有简单、易于传播的共识（就像教义）；狂热、躁动，暴力倾向。这些情况使我对她们发生了兴趣，但这里不是想讨论fans群体的宗教特性（我对宗教太不了解），而是想说另一件事。
从我感受到的客观情况来看，似乎女性fans群体（通常她们崇拜某位男星）的数量要远多于男性fans群体。我倾向于这样来解释这个现象：
首先，我认为，崇拜某位异性明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性吸引（尽管许多fans并不承认与其崇拜的明星有过与性相关的幻想或憧憬）。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从生物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了。显然，女性的生殖成本要高于男性，即在性伴侣的选择上，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得更加审慎。所以，女性更容易在众多男色中情有独钟，从而成为fans；而相应的，男性则要“花心”得多：仅从外表来说，很难说某位美丽女性比其他的美丽女性更具有性吸引力。
另外，这个问题可能与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关注到客观现实有关：明星有那么多人喜欢，轮得着你吗？当fans有什么好处？
当然，伴随科技的进步（比如避孕方法的升级），上述女性对性伴侣审慎选择的特质也在局部地发生变化。
另外，这些事情还让我想到了前些日子看的《行星地球》，中间有一集讲到了南极帝企鹅，这种外型可爱的动物尽管每年有半年的时间要分开，但一生忠于自己的伴侣。片中的讲述多少有些道德高尚的味道，不过，我倾向于以下几个原因：
- 雄性企鹅每年要饿5个月肚子孵蛋，他们为繁衍也支付了很大的成本，客观上对繁衍关系的稳定有强烈需要。
- 他们饿完肚子后，要靠雌企鹅集体回来时带来的鱼虾充饥，这时要是找错对象，恐怕性命都不保。
- 5个月里，雄的和雄的在一起，雌的和雌的在一起，怎么不忠？
我还在片中看到一个场景：找不到雄企鹅的雌企鹅们在纷纷争抢着刚孵出来的小企鹅，小企鹅在这种争抢下能活下来的，很少很少。这恐怕会把道德高尚的光环减弱不少。
当初看《上海壹周》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叫连岳的人在写情感专栏。略微浏览过几次，初初印象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在连岳很红火之后，都谢绝阅读他的文字。可见第一印象害人，错误的感官印象足以推延和美好事物的邂逅。
真正发现到他的睿智和幽默乃是博客。发现有这么一个人，除了一天到晚给别人的感情做诊断之外，还深切关注一切社会事件，并且将触角伸到国外，关注外媒对国内重大事件的反映，同时还伸向草根缝隙，探寻那些媒体所不能或能却不能的问题。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男人除了婆妈八卦女人男人那点事儿之外，还喜欢读《纽约时报》，并且以非专业媒体的第一时间传递外媒信息。有那么点儿意思。再然后，发现这个男人其实并不真刻薄，而是刻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温情脉脉的心。
有时候，人都有犯贱的冲动，就是非得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外加指戳羞辱才会觉得心结给打开，之前任凭是如何的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好言相劝，都一副“别拉我让我去跳吧”的诀别样。可一旦被劈头盖脸唾沫横飞大骂一番后，发现原来他是要说“别拉我让我去跳舞吧”。人的这种贱贱的可爱，让你在连岳的妙语连珠下一览无余。于是就会掩卷慨叹：原来我也是这么贱的人！原来我也贱贱得这么可爱！
睡前读上几篇观众来信，以及他酸辣劲道的剖解，再或妙趣横生的调侃，实在有助睡眠。连着读上几篇爱情问题，并且多是女人来信，总是会疲惫，于是就心生疑问：他天天阅读大量这样来信，雷同的问题，相似的情感，不烦吗？不闷吗？
闷自然是有的，可是工作怎能不闷？否则，情人的功能就和老婆无异了。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就是那么个理儿。
有时候他的回答明显没好气。这倒也是，遇到一个伤害了别人却还手捂心口眉头紧锁问苍天问大地作追寻真理状的人，如何能从思想品德第一课开始补习起？罢了，这样的人，若有点天分，自然能从辛辣刻薄中寻的醍醐，若是个蠢货，也就随他去，反正能博得读者一悦也算是任务圆满了。
在这些来信中，女人的信居多。在这些女人的信当中，性的问题同样居多。我觉得这本书完全可以叫做《现代女性之游走在性与爱的边缘》。嗯，我决定以后我要写书就用这个书名。
多数来信者在信中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女人性欲旺盛就自认为是荡妇。
我觉得挺憋屈的。不是因为我性欲旺盛或者我是荡妇，而是因为女人们似乎总有普遍的痼疾，认为女人如果对性主动提出要求，就多少跟淫贱有点关系。这是老祖宗的荼毒，至今未消。偏偏是性欲强的女人总是遇到性冷感的男人，就更加重了这种耻辱感。有的女人因为老公性冷感，而不得不成为背后偷吃的人，但是却因为良知而受心理折磨。不要急于批评这些女子，她们亦是受害者。用婚姻的义务限制了这些女子再选择的权利，却不给她“吃”的义务，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虐待，身心双重的，这是婚姻恐怖主义。性这个东西不是女权主义者高呼女上位就能解决的问题。性总是两个人的事，哪能跟武则天临政一样，予取予夺，一个人说一个人做呢？
过去听不到女人们说“我要”的问题，不是因为女人们天生都不爱“吃”，而是因为没有渠道让她们去说。今天看来，很多女人都面临着“吃不饱”的问题，尽管多数人看上去平静温和，生活幸福，一派油和米我和你世界和谐的模样，熟料到饥饿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非洲人民身上的。
看这些来信，看到了世态众生相，看到了我们平素生活里所不能看到的一切。就在你身边，每日朴素整洁，待人和蔼，工作勤恳，家庭和睦，妻女祥和的男同事，很可能已经换了第N茬儿情人了。每天给你我施加工作压力，看起来不近人情、性冷感、像个工作狂的单身女上司，很可能是个性爱高手。
这个世界真奇妙。翻看这本书，就像走在司空见惯的街道上，忽然抬头一看，张三的内裤、李四的胸罩、王二的T-back等等统统都在窗外挂成了万国旗飘扬的阵势。哗，顿时心情大好，原来啊原来，生活还有一等一的惊艳等待我们换个视角，只需你45度角仰望天空的姿势摆好。本来乌烟瘴气、凌乱不堪的生活，待我们潜入水底，静静观察时，发现这一切竟这么贱贱的可爱。
前天是重庆出租车罢工的第二天，我回到重庆只能无奈的坐公交车返校。道路交通是难得的好，以往逼仄的道路今天秩序井然，果然是祸福相倚。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目的是涨价，他们的理由似乎非常充足：出租车费已经十年没有上调，起步价3公里五元，之后每公里1.8元的价格似乎是一线城市中最低。涨价势在必行，不涨价就罢工。这十年，小面长了，肉涨了，房价更飙升了，凭什么出租车费不能涨？确实，不少的哥每个月除去生活费只剩下一千左右，考虑到开车的辛苦和风险，这点钱确实少了点。
可是的哥没道理只赚这点钱啊？虽然重庆出租车价格便宜，但是因为市区大距离远，每次打车费也并不算太低。重庆市的“点轴式”城市布局也和大部分城市不具可比性。以成都为例，成都以天府广场和春熙路为市中心，然后向四周层层辐射。重庆由于是山城且有嘉陵江长江的分割，故而并无严格意义的市中心，每个区都有各自独立的区中心。故而市区特别大，每个区中心之间距离遥远，往往从这个区到另个区，在路上会感觉像走到了郊区。若是重庆执行成都的出租车价格，同样的横穿城市，重庆的出租车费将是成都的1.5到2倍。同时，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出租车都由加油改成加气，可以说成本也比其他城市低。
下面是网友“十二月”算的账，从中或许可以看到重庆的哥收入低的原因：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平均每个小时能跑40块（这算比较熟练的），新手也许还达不到。两班倒，每个班要交200块左右给车主（车主要缴纳四年30万左右的管理费给出租车公司，而车最后是属于公司的） ，算算还剩多少钱吧。如果不拒载不选择路线行驶（不是绕路）的话，自己基本上不会有收入。拒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恶劣，实际情况是：重庆堵车很严重，有可能堵三四十分钟而只乘坐了7、8块的路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出租车真正能够赚钱的机会，只在每天一两个高峰期，可以说一天的收入关键在于高峰期有没有把握好。
按照这位网友算的账，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钱都哪去了。车主每天能收入400元，每年按350天算，总共收入56万，扣除缴纳的30万管理费还剩下26万。考虑购车费和车日常养护、保险等等杂费，也不算特别离谱。离谱的是缴纳给出租车公司的四年30万管理费。
重庆的出租车主要是长安羚羊，30万基本可以买六辆了，平均一年1.5辆。凭什么管理费收的那么高？
很明显，又是一起政府寻租的案例。寻租是个人或利益集团寻求垄断特权以获得垄断利润或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寻租现象总是与政府行为相联系的。当政治分配介入市场，为市场运行创造出各种人为壁垒，从而人为地创造出各种垄断特权时，寻求额外收益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便围绕着垄断权力展开寻租活动，或者鼓励政府建立垄断特权，或者取代别人的垄断特权，或者维持已取得的垄断特权。
羊毛出在羊身上。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笔费用依弹性大小由消费者和的哥一起承担了。这笔费用的经济分析类似政府增税，结果就是价格上升和需求量的减少。只是，有没有哪个部门公布过管理费如此畸高的原因？果然，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
不希望这次的哥罢工又以出租车费上涨告终，虽然将矛盾转移到分散的消费者身上是最容易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出租车，的哥们也配的上更高的收入，只是薄书记和王市长有无魄力让特权者割肉而不是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呢？重庆07年人均收入才1.3万左右，几乎只是上海市同期的一半，实在谈不上富裕。
前天和同事吃饭到一半时，她去上洗手间，无聊时，一个一直没想通的问题又冒出来了：为什么男厕所比女厕所大？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规划和建设大卖场，而我直接经手的4个大卖场都是男厕所比女厕所大（这一点通常不容易被没有从事过这些工作的人知道）。不过，有一个现象我相信许多人都有感受：女厕所常有排队现象，而男厕所却很少。
我想，绝大多数人具有以下的常识。
通常，女性如厕要比男性麻烦一些，因此耗时也更长一些。 而女厕位面积也要大于男性，即同样大小的地方，可同时容纳的男性要多于女性。 另外，在大多数类型的商业大卖场里，女性顾客的比例通常都要高于男性，且平均逗留时间也要多于男性。
除了以上的常识外，似乎我们也很难找出什么特别的证据说明女性比男性对洗手间的使用频率更低。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几位不同背景的建筑设计师，他们都回答：不知道啊。我想，或许这就是原因？
Adxo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