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恩教授介绍的这个想法的确相当激进。
当然，我们都知道，即便是在电子货币系统相当发达的日本，不用实际货币的话，可能仍然需要额外的庞大硬件成本投入（总得要有电子货币计数设备）。另外，相应的，是否会延伸出无穷无尽的安全性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妙想法。
曼昆教授讨论过负名义利率的方案，但离实际操作还很远，我做个归纳整理如下：
曼昆的这些想法都受到一个实际阻碍：物理货币。
具体原因是：
物理货币的存在，意味着，个人手中可以持有货币。这件事使得央行要实行负利率变得十分困难——央行总不能强行从你手上抢走钱吧？是的，但央行又必须得给出抢钱的预期，否则萧条局面将很难短期内改善。
事 实上，曼昆想的其中一些方法，比如，定期地禁止印有某些数字打头的序列号的货币流通，这实际上就是在给出央行会抢走钱的预期——你可以选择提前赶紧用掉你 的钱。但这里又不能提前告诉你会禁止流通哪些特征的货币，否则等于没有起到刺激经济对抗萧条的效果，因为人们只会把那些要过期的货币用掉而已。所以，这里 可能会带来控制不住的过度恐慌性消费。
这里抢钱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制造通胀来短期增加民众购买力，刺激经济，但由于制造通胀的实际程度难以估量，所以，这仍然是要非常审慎地采用的方法。
再回过来看日本设想中的方法：如果货币都被电子化了，即统一了货币形态，央行要实现负利率就变得容易多了，前面曼昆设想中会遇到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到时的 效果是，日本民众会预期到，自己的帐户中的数字会越来越小，这时他们要做的也许就是去消费，但由于知道会少多少（负利率是给定的），所以，不会带来恐慌性 的消费。
如果真在这个时代实现了，那还真是个科幻。
最近，上上下下，国内国外，对未来经济走势都是一片热议。我的一些朋友也会问到我类似的问题，我不敢作答预测，但对那些看似矛盾的说法，可尽力给出一些大致的解释。
这是谢国忠（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强调：
世界即将面临另一个大麻烦。当上一个泡沫破灭后，世界各国政府没有关注改革，而是力图制造一个更大泡沫来解决问题。如果通胀在2010年出现，另一场海啸不可避免。
而此前，中国民众看到，听到的到处都是在强调“信心”。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和谢国忠的论调完全相反，正好是谢国忠论调抨击的靶子。但其实，两种说法（做法）都有根据。
“ 信心”疗法是期望通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带动保持经济运转，推高实体经济发展，从而缓解危机带来的冲击。这里的要点在于：实体经济必须在人们相信它能变好 的这段时间内真的变好，从而不让过剩的流动性催生恶性通胀；如果不能办到，反噬的效果将更加可怕，也就是谢国忠说的“另一场海啸不可避免”。
而 谢国忠论调正是在前面说的那个要点上，持有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目前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也就是说，那不是一点点改良，或是努把力 就可以调整、克服得了的。需要的是对经济结构有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只有这种调整基本完成，或预期在一定的时间内可完成的情况下，经济才会真正开始转好。
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更加赞成谢的看法，并且政府的一些做法上的微妙变化，似乎也为此提供了证据。对此，我也有一种解释：政府事前缺乏足够的能力估计当前危 机影响的深远程度，所以提出“信心”疗法，并宣布4万亿计划，带头为流动性加码。而对于4万亿具体如何以及何时投入到市场去，其实没有人能监控。政府此时 则可以通过观察市场的反应，以及实体经济的数据反馈，来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于“信心”的宣传，现在明显密度下降了。这也许能说明一些 问题。
George Mason大学的Tyler Cowen教授在最近的一篇贴子中介绍了三藩市职棒联盟球队的巨人队打算利用计算机模型，将门票价格智能化浮动。
该模型考虑了门票所对应比赛的投手实力对比（影响可看性的要素）、实时门票销售数据（市场实际反应）以及天气（会阻碍球迷到现场看球的要素）等因素，也许是个设计精巧的计算模型，不知道实际表现如何。
无论其表现如何，这都是个很有趣的事情，让我立刻想到了“金融创新”，因为：门票价格开始浮动了。一旦门票价格开始浮动，且无法确切地了解未来门票价格的时候，各种风险交易就有了栖息的环境。
这里的要点是未来价格必须无法被准确预期，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情况是否符合：只要售票机构保证其公正和保密性，那么上述的三个已知会被包含在模型中的要素中至少有一个——实时门票销售数据是无法准确预期的要素，这将导致未来门票价格无法被准确预期。所以，符合！
另外，贴子开始还提到了哈耶克，标题可简单理解为“小步式渐进”，哈耶克当然是认同小步式渐进，无先验方向（理性设计好的方向）进化的代表人物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等着看看几年后的情况吧。
最近收到这样一封信：
在网上查了很多，对于中国楼市的走向问题众说纷纭，看到你分享的一些东西，所以很想请教下如果工薪阶层作为自住用房的话，现在是适合的时机买房吗？
楼市会像很多人说的还没有见底，或是国家会对自住建房的政策有所松动？
将来几年内你对楼市的看法如何？
回复如下：
你好，恐怕我的回答对你的决策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因为：如果我知道价格会涨还是跌的话，我肯定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
尽管如此，下面的一些话也许对你是有用的。
政府正在出台各种政策支持‘夹心层’的居住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民众对于“安居”的传统看法，这件事应该不会通过廉价租赁方式来解决，而国家财政又不太可能会出那么多钱来建廉价房给大家买，那几乎是杯水车薪。最有可能的情况也许是，政府发挥其在税收和土地政策上的优势，吸引民营资本来建廉价房。从这一点上说，房价在未来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另外，从目前的媒体播报来看，目前支持房产销量的似乎都是自住者。投资者尚未行动也许说明楼市价格尚未见底。
这些情况会根据你所在的城市的不同而不同。
无论如何，如果我是你，可能会至少等到今年下半年再说。
现在看华尔街日报就跟天天看笑话似的。今天的这篇文章里说道：
他（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需要对面向消费者和投资者出售的所有金融产品采取严格的统一监管，需要坚决执行监管规定，以确保让那些亵渎公众信任的人或机构承担全部责任。
在金融业里，承担全部责任的前提，我想就是100%的资本充足率或是保证金率。否则怎么能承担全部责任呢？不过，在100%的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能做什么操作呢？现在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没有办法开展了。银行只相当于一个金库看守者，所有的资本都基本将处于停滞状态，金融系统的货币化资源调配作用将基本丧失殆尽。
看来，理性胡闹不仅在商业上有用，在政治上也是很有价值的。
薛兆丰最近写了一篇贴子“华尔街巨额奖金事件有益无害”。
当然，整件事情，最大的好处，是让人们对奥巴马产生怀疑——很多人还是第一次。
我不是在开玩笑，但也不要误会我。我是说，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然后把政府请出来做救兵，是错上加错，简直是胡作非为；但遵守劳动合同给高管支付奖金不仅没有增加错误，而且还增加了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一点机会。
曼昆教授也在最近的一篇贴子里链接了一篇文章“亲爱的A.I.G.，我退出！”（英文）。那是一封信，一封由A.I.G.的金融产品部门的执行副总裁写给A.I.G.集团首席执行官Edward M. Liddy的辞职信。
大意是说：在A.I.G.工作的他和许多其他A.I.G.的员工一样兢兢业业，A.I.G.在债务掉期交易上的巨额损失与他们没有关系，无论如何，这不应成为不履行发放奖金合同的理由。对于首席执行官没有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为他们争取正当的权益和公平的对待，他表示极大的遗憾。
另外，薛兆丰最新的一篇贴子里所引用的文章又讲出了更多法律上的问题。
雇佣的奖金协议是在救助法案之前就已签好了。如果公司不破产，这个合同应该有效，员工接受奖金完全合情，合理，更合法。现在救助法案挽救了AIG，它没有破产，按照先前既定的条款，发放奖金当然没有错。可是奥巴马却说会通过一切可能的法律途径阻止AIG发放奖金并追回已发的部分。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对所发奖金征惩罚性的重税90%，以此授权司法部收回AIG所发奖金。如果获得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项奖金税将追溯至2008年12月31 日。如果熟悉美国宪法的人，就能了解，这样的立法完全漠视了宪法中对法案不可有追朔性的限制。
正如曼昆教授的这篇贴子中说的那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在市场机制下，发生危机的时候，转而相信政府调控可以比市场做得更好。而现在，政府甚至已经期望突破法律的限制来达到调控的目的了。我实在无法认同，这是正确的做法。
Sologram的补充：
补充一点：AIG的奖金不是利润分红奖励，而是忠诚奖，是危机之前就商定好的对留在公司的关键员工的奖励。
最近收到这样一封信：
你好，我是一家公司的行政主管，最近碰到了麻烦。CEO一面对我强调说，要做好公司规则的执行监督，另一面，却似乎总是应着某位销售主管的种种特殊要求在违反规则办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是该坚持原则，还是完全遵照CEO的决定办事？
——依娃
回复如下：
你好，依娃，你的问题并不鲜见，尤其在中国公司中。
从 你的表述来看，CEO已经很明确地作出了判断：满足这位销售主管的要求比严格遵守规则更加重要。在很多情况下，这都并不奇怪，也许这位销售主管带来的业绩 占到了公司的1/2甚至更多，或者也许这位销售主管与CEO之间有特殊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CEO的判断，而作出怎样的判断就取决于 CEO的价值观，也就是，他看重什么了。
对于你的问题，我想，对策或许应当是既坚持原则，又遵照CEO的决定办事。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为 投资人赚钱，公司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赚钱，CEO是投资人的最高代表，所以CEO的决定应当被贯彻实施，这也是公司里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说， 设定的行政规则都不如这条原则更基本，越基本优先级越高）。当然，作为一名对公司负责的员工，你应当在你认为有疑问的地方提醒CEO，即在确保他知晓利害 关系的情况下，执行其决定。
另一方面，以上内容与下面的说法并不矛盾：作为一位对自己负责的人，如果你发现有薪金预期更高，以及会由更有原则的CEO领导（我猜那是你希望的）的工作机会的话，你也许应当选择对自己更加负责，而不是对原来那家公司更加负责。
上海团全国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龚学平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现在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专搞军训。 (3月8日《中国青年报》)
此议案一出，网上网下顿时议论纷纷。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和前段时间经济学界热议的“人口红利耗尽说”真是相映成趣。
“人口红利”的概念于1997由Mason Andrew首先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8年《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引用，从而使“人口红利”这个名字真正红起来。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普遍认为，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里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人口红利”。Bloom和Williamson于 1997年估计，东亚国家在这段时间里的人均GDP增长额中的1/4到1/3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具体来说，由于毛时代鼓励生育而邓时代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橄榄型”，也就是老人小孩少而青壮年多，使得中国经济搞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具体的推导和实证就不写了，有兴趣的自己查论文，由于中国学术也是靠“混”的，于是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的相关论文一堆一堆的。）
前些年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的时候，学界开始热议，随着当年的青壮年渐渐老去，计划生育一代逐渐成长的今天，我国“人口红利”是否耗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同志是“殆尽说”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中国2017年左右（记忆数据，不一定准确）会遭遇“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稀缺。此言一出就成了前些时间的热点论文题之一。本人随导师下乡做调研时也留心过这个问题，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同意该论点。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大学五年议案提出的重要原因是大学生就业难，这不是把“学士后”也搞出来了。一方面“人口红利”殆尽，劳动力紧缺，一方面一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中国从来都是神奇的国度。您可能也知道问题出在哪，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关键就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垃圾的教育+独生子女政策。
由于长期扮演世界打工仔角色，于是打工仔国度也只需要农民工来打工(这是兑现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哦)。本来大学生也是多余的，于是八八后加紧了官僚愚校政策，导致校外的市场日新月异，校内还是按照计划手段输送出一批批大学生。若是大学生少也就得了，反正需要那么多“没头脑”和“不高兴”坐在各级管理位置上，偏偏独生子女政策又使得家家户户都是“龙凤”，于是为了刺激居民花钱，大学扩招啊扩招，然后打工仔国度突然发现，我们再也没有那么多位置给 “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解决的方案是，继续把有关系的“没头脑”放到体制内，然后鼓励没关系的“没头脑”改变就业观，去到企业一线吧，去上山下乡吧，正好可以缓解一下“人口红利”的消失。然后跟“不高兴”说，有种你出国去创业嘛，我们鼓励你们创业，要不，你再在学校待几年？扬汤止沸也是办法之一嘛，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
话说到这里，诸位都是明白人，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何况还是一群教育体制下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打工者的边际生产率会渐渐超过大学生们，于是他们理应拿到更多工资，于是渐渐更多的人去做蓝领…….等等，这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的，在现实的国度里，多少人舍得让龙凤们去生产一线？多少“没头脑”愿意去生产一线？再说了，如果最终都要去一线，又何必拿那么多教育资源给学术混混们浪费？而且如果打工者的工资都高了，打工仔国度的竞争力又从哪来？
其实正途国家也在提，什么产业升级，什么改革教育制度。反正我们都看着呢，我也愿意相信迟早会落实，唯一的遗憾是，很多“没头脑”和“不高兴”将在年复一年的喊话中日复一日的蹉跎。反正都是蹉跎，不如放在大学给国家减少麻烦，于是我理解了龚代表的苦心。
最近收到这样一封信：
你好，最近我有了一个新的约会对象。他是一个外 派到中国工作的美籍华人，有着不菲的收入，不过似乎他关心NBA更甚于赚钱，这让我觉得他很酷。他甚至曾经建议董事会降低他的薪水，因为在中国，尤其是现 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他真的很特别吗？
——佛里达
回复如下：
你好，佛里达，不用怀疑，他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人，至少他在众人中引起了你的注意，成为了你新的约会对象。不过，后面那些事情也许并不能说明他是个“特别”特别的人。
关心自己的爱好更甚于赚钱，这也许是个特别之处，不过，他的情况恐怕要比大多数穷艺术家好得多。不菲的收入可以让他不用担心富足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有更好的理由去关注自己的爱好而不是钱。对于一个不缺钱的人来说，钱以外的其他东西才是稀缺的，而价值则源于稀缺。
建议董事会降低薪水的说法，对于缺乏具体背景了解的人来说，比如我，无论如何听起来都更像是个漂亮的说辞。尽管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我至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确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他绝不会因为在中国花不了那么多钱而要求降低薪水的。
也许下次约会时，你可以问问他：我也喜欢NBA，能不能邀请我去洛杉矶看一场Kobe的比赛？
在我的这篇日记里，明显地表现出了我对维护公正（企业正义）的偏好。这具体表现为，我对规则不遗余力的建立和维护。
这种行为被称为“强互惠”，是指在群体中与其他成员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严厉惩罚与自己关系不那么大却与群体中其他个体关系更强烈的违规行为，是人类“趋社会化”的一种表现。
显然，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外界激励机制，比如美女（对同事我没什么特别的兴趣）、金钱（如果有生之年遇到一个因为这个而雇我的老板的话，那将是莫大的幸运）。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激励”。
事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机制激发而完成的。现代脑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对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人类的种种成瘾行为，烟瘾、酒瘾、毒瘾等，都涉及这一脑区。在医学上，这一脑区也被称为“鸦片报偿区”。
所以，本质上，我和一个瘾君子没什么不同。
前天是重庆出租车罢工的第二天，我回到重庆只能无奈的坐公交车返校。道路交通是难得的好，以往逼仄的道路今天秩序井然，果然是祸福相倚。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目的是涨价，他们的理由似乎非常充足：出租车费已经十年没有上调，起步价3公里五元，之后每公里1.8元的价格似乎是一线城市中最低。涨价势在必行，不涨价就罢工。这十年，小面长了，肉涨了，房价更飙升了，凭什么出租车费不能涨？确实，不少的哥每个月除去生活费只剩下一千左右，考虑到开车的辛苦和风险，这点钱确实少了点。
可是的哥没道理只赚这点钱啊？虽然重庆出租车价格便宜，但是因为市区大距离远，每次打车费也并不算太低。重庆市的“点轴式”城市布局也和大部分城市不具可比性。以成都为例，成都以天府广场和春熙路为市中心，然后向四周层层辐射。重庆由于是山城且有嘉陵江长江的分割，故而并无严格意义的市中心，每个区都有各自独立的区中心。故而市区特别大，每个区中心之间距离遥远，往往从这个区到另个区，在路上会感觉像走到了郊区。若是重庆执行成都的出租车价格，同样的横穿城市，重庆的出租车费将是成都的1.5到2倍。同时，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出租车都由加油改成加气，可以说成本也比其他城市低。
下面是网友“十二月”算的账，从中或许可以看到重庆的哥收入低的原因：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平均每个小时能跑40块（这算比较熟练的），新手也许还达不到。两班倒，每个班要交200块左右给车主（车主要缴纳四年30万左右的管理费给出租车公司，而车最后是属于公司的） ，算算还剩多少钱吧。如果不拒载不选择路线行驶（不是绕路）的话，自己基本上不会有收入。拒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恶劣，实际情况是：重庆堵车很严重，有可能堵三四十分钟而只乘坐了7、8块的路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出租车真正能够赚钱的机会，只在每天一两个高峰期，可以说一天的收入关键在于高峰期有没有把握好。
按照这位网友算的账，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钱都哪去了。车主每天能收入400元，每年按350天算，总共收入56万，扣除缴纳的30万管理费还剩下26万。考虑购车费和车日常养护、保险等等杂费，也不算特别离谱。离谱的是缴纳给出租车公司的四年30万管理费。
重庆的出租车主要是长安羚羊，30万基本可以买六辆了，平均一年1.5辆。凭什么管理费收的那么高？
很明显，又是一起政府寻租的案例。寻租是个人或利益集团寻求垄断特权以获得垄断利润或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寻租现象总是与政府行为相联系的。当政治分配介入市场，为市场运行创造出各种人为壁垒，从而人为地创造出各种垄断特权时，寻求额外收益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便围绕着垄断权力展开寻租活动，或者鼓励政府建立垄断特权，或者取代别人的垄断特权，或者维持已取得的垄断特权。
羊毛出在羊身上。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笔费用依弹性大小由消费者和的哥一起承担了。这笔费用的经济分析类似政府增税，结果就是价格上升和需求量的减少。只是，有没有哪个部门公布过管理费如此畸高的原因？果然，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
不希望这次的哥罢工又以出租车费上涨告终，虽然将矛盾转移到分散的消费者身上是最容易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出租车，的哥们也配的上更高的收入，只是薄书记和王市长有无魄力让特权者割肉而不是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呢？重庆07年人均收入才1.3万左右，几乎只是上海市同期的一半，实在谈不上富裕。
前天和同事吃饭到一半时，她去上洗手间，无聊时，一个一直没想通的问题又冒出来了：为什么男厕所比女厕所大？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规划和建设大卖场，而我直接经手的4个大卖场都是男厕所比女厕所大（这一点通常不容易被没有从事过这些工作的人知道）。不过，有一个现象我相信许多人都有感受：女厕所常有排队现象，而男厕所却很少。
我想，绝大多数人具有以下的常识。
通常，女性如厕要比男性麻烦一些，因此耗时也更长一些。 而女厕位面积也要大于男性，即同样大小的地方，可同时容纳的男性要多于女性。 另外，在大多数类型的商业大卖场里，女性顾客的比例通常都要高于男性，且平均逗留时间也要多于男性。
除了以上的常识外，似乎我们也很难找出什么特别的证据说明女性比男性对洗手间的使用频率更低。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几位不同背景的建筑设计师，他们都回答：不知道啊。我想，或许这就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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