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谈事到很晚，打车回住处的路上，司机突然叹道：“唉！公司刚发短信来，汽油又涨价了！”吓我一跳。
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是热门话题，自然延伸的话题包括中国成品油价格管制等。普遍的看法是成品油价格被管制会带来许多问题，最终还是会由普通民众买单。逻辑是这样的：国家对成品油市场价格管制，直接造成炼化企业的亏损，因为作为原料的原油价格在不断攀升；国家以补贴的形式支持这些国有炼化企业，补贴的钱来自 普通民众。由此又会引发诸如，驾车者享受补贴后的优惠油价，而补贴却是由全民（包括广大非驾车者）承担等等公平及效率的问题，在此不做探讨。
从既定事实（事实上是由全体普通民众来几乎无差别地补贴了油价管制成本）出发，价格管制的系统得以良性运转还须基于一点假设：国家政府可以正确地分配使用补贴。但事实上，这非常困难，理由很简单：首先，对绝大部分不掌握优势充分信息的人来说（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政府），油价大幅波动难以预测；另外，同样难预测的需要政府公共支出支持的事件还有很多（政府在抉择先向哪块投入多少时，永远是两难问题）。
很遗憾，政府工作人员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关于这一点，美国三大经济学学派之一的弗吉尼亚学派的视角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该学派坚定地认为，做决定的永远是个人而非集体，那些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的人，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一样，均受其个人利益驱使。很显然，从这样微观的角度去考量的话，政府会倾向于将钱用到当下最紧急最关键的事情上，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比较头痛的是，没人了解下个月是否会发生更紧急更关键的事情，当然更不知道该为那些不可知的事情准备多少钱：这些钱多了，就会引发其他因为资金回报率低而产生的问题，比如影响未来的社会保险支出；这些钱少了，问题出现时就会捉襟见肘，经济系统出现运转问题。
在呼吁大家谅解政府的难处的同时，我也不敢肯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是完全依赖市场，但出租车司机说了：“短信说，让我们相信政府，每月才120块的补贴，怎么够？”
这是一幅拍摄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杭州）的照片。
眼前一亮吗？至少当时的我是的：外立面、走廊以及整个建筑物的造型结构都很有趣。
不过，当我真正踏在那条蜿蜒的有趣走廊上的时候，事情就不再那么有趣了：当你发现你要去到同一层的对面需要“翻山越岭”时，恐怕很难高兴得起来吧？
看来，看起来不错要比用起来不错更能让这位设计师获得收益。这似乎有些道理：甲方大爷们有多少会亲身来体验这些“看上去很美”呢？只是，苦了同学们了，权当锻炼吧？
karen Ann在上海音乐厅的演唱会在短暂的一个多小时内结束，一共谢幕三次，技巧卓越，记录过程如下：
第一次，戛然而止
像之前的曲目结束那样，观众鼓掌欢呼。此时台上走出一位献花的工作人员，karen捧花后连同其鼓手和贝司手一起向大家鞠躬谢幕，然后就走入了后台。这时舞台灯光并未熄灭。
观众感觉：这就结束了？有点太突然了吧？
第二次，出乎意料
在观众有节奏的强烈鼓掌和呼喊下，Karen再一次走到了舞台上，自弹自唱一曲自然得到满堂喝彩。没曾想，此时鼓手和贝司手竟再次出场，三人一同献上了一段非常high的精彩演出，将观众情绪再次推到高潮。这时，所有的演出人员（包括此前在部分曲目中演出的两位小提琴手）一同向大家鞠躬谢幕。舞台灯光随即熄灭，观众席灯光却未亮起。
观众感觉：原本只想要她多唱一首的，没想到还全体出动high翻了天，赚到了！
第三次，意犹未尽却心满意足
第 二次谢幕后，观众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太强烈的要求加唱的反应（这也是第二次谢幕中“赚到了”的心理在发挥作用），之后在一些歌迷的尖叫和有节奏的掌声的带领下，全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呼喊。不负众望，Karen再次出现，舞台灯光再次亮起，而她却示意，将舞台灯全部熄灭，于是全场一片漆黑。就在此时， karen清澈的声音再次从音箱里传出，这次是人声清唱。一首干净柔软的民谣毕，舞台灯光再次亮起，Karen向大家挥手告别，观众席灯光亮起。
观众感觉：Karen真不错，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但还是好想再听她唱，下次她来开个唱，我一定还要再来看。
karen Ann演唱会的谢幕技巧要点包括：
- 谢幕的时机和次数
- 出乎意料的谢幕表演内容
- 现场灯光控制引导观众行为
最近收到这样一封信：
你好，前几天我们一起去小红楼，你说酒吧歌手唱歌通常很“油”，那里的驻唱歌手也不例外。对这个似乎带有贬义的评价我一直很疑惑，因为不少那里的常客都对他们评价不错。
“油”究竟是什么样的评价，为什么酒吧歌手就会“油”呢？
——Koko
回复如下：
你好，Koko，
首先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美丽法式小楼，据说那里曾是百代唱片的旧址。下面回答你的问题。
以我自己有限的酒吧驻唱经历来看，酒吧歌手很容易陷入两种状态之中：
- 当酒吧客人把你的演唱当成背景时，容易漫不经心
- 当酒吧客人十分关注并赞许你的演唱时，容易为了他们而唱
被忽略时，多一分认真似乎不能带来更多的益处，漫不经心是自然而然的；被重视时，由于希望得到更多或保持这种重视，放大那些客人喜欢的“闪光点”也是自然而然的。一般意义上说，与发片的明星歌手们相比，酒吧歌手似乎更难在“哗众取宠”与“坚持自我”中平衡，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前者，否则恐怕他们会因为甚至连老板和同事都无法成为其“知音”而丢掉工作。
以那天的那位男歌手举例，他在演唱《红》（张国荣的一首歌曲） 时，无疑是成功的，邻桌的香港中年女性的反应足以说明。而随后他又以几乎同样的唱腔演绎了《As Time Goes By》（一首Jazz味的歌曲），这很容易让我产生负面的印象：一首英文Jazz歌听上去像香港流行歌，这的确让人难以接受。不过，从“邻桌”的反应来 看，似乎很棒！
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我，这一切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那家小洋楼并不需要我这样的客人，我猜他们的客人恐怕以香 港人和广东人居多。而我之所以会觉得不适，是因为我的耳朵早已习惯于更加独特且让我着迷的演唱和演奏。当然，这完全要归功于“落后分子”。另外，这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就是可以让我少花许多钱在几乎所有配有现场驻唱的消费场所。
捎带一份对亲爱的“落后分子”的祝福，此刻她正在风沙满天、干燥无比的首都某郊县，参与一场全国音乐院校“咚咚呛”的盛会。噢，我知道那够呛！
最近收到一封信：
我是一家小型公司的中级管理人员，下属的表现常不能令我满意。尽管如此，我还是常提醒自己，要先肯定他们的工作表现，再向他们指出工作中的问题。但有时他们的工作实在太糟糕，我也会忍不住发火，我想这是不合适的。
请问能从经济学中找到依据吗？
——冲锋陷阵
回复如下：
你好，冲锋陷阵，
我想你的结论是对的。冲下属发火，严厉地指出其错处，往往并不利于工作的进展。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Adxonist的作者之一——Aris， 是一位职业金融工程师，他整日与金融数据和算法打交道。在一次数据分析中，他偶尔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普通证券投资者中存在着这样的行为：人们 往往在自己所投资的证券市值上涨超过10%的时候，选择更换投资品种；而在自己所投资的证券市价跌破买入价时，人们则倾向于“按兵不动”，而且是越跌越不 动。
如果将你的下属比做Aris分析中的中国投资者，而将你的肯定（鼓励）或批评（发火）比做投资者持有证券市值的盈亏的话，事情就一清二楚了。 中国投资者在受到盈利的鼓励时，总是会增加其在市场上的活跃程度，市场交易的活跃自然可以推动证券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而在遭遇亏损时，中国投资者的“按 兵不动”使得市场交易冷清，证券资产价格自然就更进一步地往下探。同样的，你的下属在受到你的鼓励后，会情绪高涨地开展下一步的工作；相应的，如果是在被 你发了一通火之后，下属恐怕很难再有比此前更加积极的心态来应对工作了。这里的要点是：人们往往是知难而退的，会积极改变困境的人几乎永远都是极少数。
从一般的公司逻辑来说，做错要比不做好。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严格控制自己对下属发火的频率。
前两天才写完了请兑现你的话，就又碰到一新案例，这次与商业调查有关。
和几位朋友吃饭聊天，其中一位说到自己曾经负责的一项有关女性内衣的商业调查，讲到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是这样设计的：你更换内衣的频率是？选项是：每天；两天；……参加调查者中有超过80%的选择了其中一个选项。是的，你想的是对的：每天更换。
与上篇一样，这样的结果丝毫不出意料：在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情况下，我想大多数女性都乐意表明她们是勤换内衣，酷爱洁净的。不过这样的结果却与我了解的情况不太符合，女性每天更换内衣的概率似乎没有那么高吧？（我会被揍吗？）
好吧。不过，不管我的下场如何，我都要奉劝商业调查问卷的设计者：诸如你刷牙的频率；你洗澡的频率；你的持续时间等等，类似的强大问题就不要再列进去了。
以下是黎薇伊的回复和补充：
我同意，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无法在这个案例中的提问下得到真实答案。说实话，当我看到答案是“每天”的时候，我闭紧了我的嘴巴。如果有一个选项是“说不清楚”，我一定会百分之百地选择它。
在心理学上，这源自人的求同心理，趋众能够获得安全感。
不过我觉得在统计上仍然可以避免这种言不由衷的情况。如果是采用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法，肯定就是文中所出现的结果。后者在前者的影响下，被迫做出了虚假的选择。电话访问也不是很适合，因为这也是会导致受访者因为和调查者直接相面对而导致上述情况出现。
但是可以尝试采取邮递问卷方法，在没有环境因素的介入情况下，问卷回答者可以以最自在和真实的状态来回答问题。不过邮递问卷有个问题，就是回收率不高：一般来说，如果发出去的问卷能够收回来6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还要在收回的问卷中剔除废卷。
在商业网站上发布调查问卷表，似乎也是一个可行方法。绝大多数受访者会回答真实的感受。不过有个问题，就是网络问卷调查不属于概率抽样，因此它的问卷所得到的结论可信度很低，P值检验的显著水平不高。不过对于有成本限制的商业调查来说，也许不失为一种参考。
另外，在最末一行的“你的持续时间”中可大方加入ML。
来自BBC China的一篇文章：完美妻子 厨艺当先
文章中有一段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使我产生了兴趣，摘选如下：
这项共有2,309名夫妻参与的调查还显示，女性和男性对于彼此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例如，72%的女性认为，丈夫痛恨陪妻子逛街，但事实上63%的男性表示并不介意陪妻子逛街。还有65%的女性觉得，男人认为女人做家务天经地义，但75%的男性都说，男女应共同分担家务。
其中所列数据并不使我感觉到意外，但数据反映事实的程度却使人怀疑。事实上，作为一名男性，我很乐于在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扮演一位乐于陪妻子逛街 或分担家务的好丈夫、好男人。我想，女人们可能也很乐于在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发一发对丈夫的牢骚：或许因为男人们陪逛街的次数还不够多？或者家 务分担得还不够多？
近期国内也有一则与此或许有些关系的新闻 韦苇：国内游不会增加财富总量 国家不应提倡，摘选如下：
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韦苇委员直言，发展国际旅游，掏外国人的腰包增加本国外汇收入是应该的。但国内旅游是省域之间互掏腰包，当然也是掏富人的腰包为穷人增加就业机会，但不会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反而污染环境，消耗能源，损坏文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旅游业是要控制在环境、交通、能源可承载的限度内的，所以要控制国内游的规模。
针对以上情况，为了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建议，我们或许可以采用“兑现”的方法：
- 请那些表示不介意陪妻子逛街的男人一周内陪着逛三次街（也许还能用让妻子听见男人的话的方法进行监督吧？）。
- 请那些对压制国内游投赞成票的委员带个头，主动“暂停”自己及家人十年的国内旅游（他们的宝贝儿子们不会发彪吧？）。
最近收到一封信：
我常为职场上的问题苦恼。我在几家不同的大型民营企业和国企干过几年，发现总是没法和 老板或上司相处融洽。他们常常说话玄妙，时常搞得我和同事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意思，工作成果自然难以得到他们的赞许；他们还常常喜欢在他们不熟悉的地方 指手画脚，还要求我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我明知那不对，还不得不做，这叫什么事儿？！
——屡败屡战
回复如下：
你好，屡败屡战，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一些传统商业和科技领域的公司，以中国和美国的为主。
大多数情况下，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老板 们，其实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心中所想，但大多数中国老板们似乎不愿意在员工面前承认这一点，于是便成了“说话玄妙”。不要苛责老板无法给你清晰的要求或指示 （老板往往并不比你更清楚情况），而应把这当成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好机会。在此前的为上帝的使者服务中提到的“一直Beta”的方法是调整预期的利器：想办法让你的老板一直保持着对项目进程发展全面而动态的了解，将有助于改善他对你的工作成果的评价。
请 相信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试图让中国老板们明白（或承认）他们对某些领域不熟悉的努力是徒劳的。所以，关于“指手画脚”的建议看上去可能会有些“消 极”：公司是老板的，是他应当为公司的前途负责，而不是你；如果你对此的责任仅限于工作职责的话，那么就照他说的干吧。另一方面，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在情况 变得更糟之前，离开那里。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周而复始”：如果你不想在“屡败屡战”中“屡战屡败”的话，我建议你尝试更加平等、开放的美国或 美国式公司。感觉告诉我：大部分中国老板是皇帝，大部分美国老板是朋友。
经济学里有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其正名为“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尽管经济学界对此定律在通货市场中是否成立存在很多争议，但我却是在其他地方实实在在地被“驱逐”了几回。
每次从杭州火车站走回家的路上都会经过几个十字路口，其中最小的那个总是给我制造麻烦：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对几乎所有的骑车人和行人都失效。这常常使希望通过遵守简单规则来提高决策效率的我感到难堪，事实上，我得经常目送行人从我身后迎着红灯走过马路，自然少不了高回头率；而终于轮到我走时，绿灯却并不能很好地为我开道，我依然要时刻提防两侧飞驰而来的电动自行车，我估计他们还想着：红灯！我得赶紧穿过去！唯一觉得有些安慰的是，我大概不会因此而赔上小命儿： 毕竟汽车还有监控摄像头约束着。
与此有些联系的是，我还是个小男孩儿的时候，在公车上为老年人让座，经常可以得到母亲的表扬，当时心里美滋滋的。可后来我成大男孩儿了，在这么做时母亲依然不吝啬她的赞许，这使我很困惑：那个位置旁不是写着“老弱病残孕专座”吗？
似乎遵守交通规则和乘车规则这样的标准行为，被我们的社会认可为好的（或者说奇特的）行为？我们不难从中找到规律：让普通的事物变得更好的方法，除了改进它 本身以外，还可以是让它的比较物变得更坏。通常，这件事并不困难：那些事物变得更坏时，我们只要稍加鼓励，甚至只要不惩罚（事物变坏的原始驱动力足以成为 “激励”），就可以使得那些事物越变越坏。
有不少经济学家质疑“格雷欣法则”在通货市场中的合理性，大多基于一点：该市场环境中有着足够强烈的阻 碍事物变坏的力量。原因是：谁都知道应该用不足金的贵金属货币（劣币）来购买商品，相应地，收藏（即持有）足金的货币（良币）；可问题是，货币是用来交易 的，作为商品的出卖方恐怕与买方一样也不希望持有不足金货币。这使得使用劣币时，达成交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本身就强烈限制了劣币在流通货币中的份额。
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遵守规则的“良民”被“驱逐”的话（我肯定不希望），似乎加上足够强的约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在德国，将“老弱 病残孕专座”归还特殊人群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款，即“不归还座位”是违法的行为。我想，这应该会要比大人们从小夸奖孩子“让座好品德”要有效得多吧？
PS： 最近，网上对“恒源祥十二生肖版”广告的讨论非常热烈，有些人发表的诸如“这是一个高明的事件营销”的高见，让人哭笑不得。我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讨厌这 个广告。如果你和我一样也讨厌这个广告的话，最好的方法是别理它，别讨论它，别为它增加网上的一分一毫的热度（好吧，我也增加了，我承认）：原因是这些声 音实际上会被某些人认为是对其广告效果的一种鼓励，万一有更多“若智”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高明的事件营销”的话，“水浒108将版”或是“红军两万五千里 版”广告也许真的就会层出不穷了，我可不敢低估这些人的无穷“智慧”。那时看到刘翔的可口可乐广告，会不会兴奋得想哭？！
关于春运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文人们和经济学家们持续争论了很多年，在老天的帮助下，今年春运高峰终于演变成灾难，而与此对应，争论的声音有点弱下去了。
表面上——或者说文人们认为——这场争论是“公平”于“效率”之争，这种观点，莫之许在“不让更多的人回家是残酷的”表达得算是淋漓尽致了：
薛兆丰赞同涨价，说了N年了，也没见他提出个啥计算方法来证明后者大于前者，说来说去，不外就是他认为买票乘车的容易，要比更多人回家在选择上更可欲，而我则相反，我认为让更多的人回家更可欲，可欲云云，也就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就少扯什么经济学了，挺丢人的。
经济学家则认为这里并没有所谓的“公平”问题，因为“公平”的标准在这里都没有定论。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维持春运票价不变，以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回家过年是公平的，但是这种方案因为扭曲了价格信号，从而大幅度提高了解决相关问题的成本，降低了社会效率。
我当然是站在经济学家这一边的，所以下面主要介绍经济学的视角：
春运期间坐火车的人有多少？不会超过1亿吧。用12亿人的损失补贴1亿人，公平何在？就算坐火车的农民和学生比较多，应该补贴，那么全国的农民和学生加起来有好几亿，凭什么只补贴其中1亿？回家的农民和学生得了补贴，不回家的反而什么也得不到，公平又何在？
退一步说，我们只补贴回家的穷人，不回家的算他倒霉。那无座的站票和硬座票卖一样价，公平又在哪里？硬座不涨价就算了，硬卧、软卧和D字头特快车为什么也不涨价？补贴穷人我不反对，补贴富人又算哪门子公平？
——冀志罡，“火车票怎样定价才公平？”
每个民工都认为他能凭着挤一挤的辛苦，在相当靠近春节的日子，以便宜的票价回家。这恰恰就是不涨价造成的问题。而涨价则能发出信号，让他们向雇主发出相同的强烈要求：早点收工，早点回家。缺少了涨价这个价格信号，扭曲了这个信号，每个人就都会抱有侥幸之心，结果就会联合造成公共危机。
——薛兆丰，“春运涨价怎么会对民工有好处”
请慎重思考在Google用“促销 秩序 混乱”搜索的最初几页结果…
——薛兆丰，“促销鸡蛋都出人命，何以促销火车票”
穷人固然有可能用辛苦去填补票面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但其他人(更富裕的人)填补差距的手段更强有力：买黑市票、利用人际关系等等。富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供使用，而民工是极度缺乏这些资源的，比缺钱更缺乏！而且这种资源的竞争比钱的竞争更加不透明，更加依赖身份和社会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穷人在挣钱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非经济手段上，他们只会败得更惨。指望着穷人用辛苦去对抗他人的多种优势，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李子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火车票都应该涨价”
总体上，我觉得文人们的调子是“就是要！就是要！”，道德批判是他们的武器，而对于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似乎总是在回避。反过来，他们却质疑经济学家方案的动机：
说到底，不过就是对能力低下的人的愿望的轻蔑罢了，更进一步说，就是已经坐上车的人对没坐上车的排斥，这一点都不新鲜，嫌贫爱富，古已有之，啥经济学不经济学的，不过幌子而已。
——莫之许，“不让更多的人回家是残酷的”
不过， 文人们想要通过有效的行动——而不是言论——来证明自己真正站在穷人这一边，其实还是很难的，这是经济学家的思维定式：我们并不认为人们的言论必然会转化为行动，相反，我们总是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除了那些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以及 (真正的) 经济学家之外——都是口是心非的。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气宇轩昂的言论，目的还是获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过年期间，见了一些久未谋面的朋友。
其中有一位“学院派”建筑设计师向我大倒苦水。她接到一个教堂重建的案子，牧师先生的想法是：不必过分遵循教堂千百年来一贯的样式，设计应体现出现代感。于是，她去掉了教堂设计中常见的尖塔、穹顶，转而采用平顶，并大量加入钢结构。而当她满怀期待地带着“现代感教堂”图纸去见客户时，却没料到牧师先生皱着眉，怎么也接受不了她的现代，设计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漫长的修改阶段。最后的设计定稿不是“平顶”而是“平顶+尖塔”，钢结构也是一点儿不剩：与老式教堂相比，除了简陋一点、怪异一点之外，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了。
对此，我向她提供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将日本设计大师安藤忠雄的著名作品“光之教堂”拿给牧师先生看，告诉他：这个广受好评的超现代设计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重要的是，本案设计与大师之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个建议是保持图纸一直Beta，这是Sologram常用来对付我的方法，我觉得颇有些效果：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位设计师能在开始就设计出我喜欢的东 西（而Sologram的作品最初看上去往往更糟！:P）。不过，他比其他设计师高明的地方是他从一开始那个最简单的原型起，就一直让我看，看到我看习惯 为止。我一直怀疑这是否是他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可耻经验，不管怎样，这很有效！
此外，我还附加给她一个忠告：在与客户沟通时，方法不是说服客户获得其对你的设计的理解和认可；而是将你设计中客户本来就认可理解的东西不断提炼和强化，以取得客户的赞同。
附文一篇：沟通的障碍
附图：“光之教堂”，设计师：安藤忠雄（日本）
有些人会为了眼前的面子问题，而对一些已发生的既定事实矢口否认，有时甚至到了睁眼说瞎话的地步。
在很容易就被识破的情况下，这么做半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引致两个强烈的负面结果：
- 个人信用度大幅下降，而使得其开展社会性活动（涉及他人）变得相对困难。
- 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使得进步也变得不可能了。
在不容易被识破的情况下，蒙混成功的次数越多就越会鼓励其采用这种推诿、蒙混的方法来逃避责任，从而使得他自身能力的进步变得异常困难。
以前，我认为如此不划算的事情不会有人做，但最近遇到的一些事实否定了这样“天真”的想法。
人的理性基于人的价值观，即人的理性会使人顾及重要的，忽略次要的；而“什么是重要的”这样的价值观问题是主观的，在人与人之间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那些宁愿否定事实也要顾全眼前的面子的人的理性是：面子高于事实，面子高于信用，面子高于自我完善。
Adxo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