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件事:
A
一 家欧洲VC即将进入中国,其中一位来开路的工程师背景的合伙人向我陈述的一个他们的价值是:可以借用他们已有的资源将中国人创造的产品全球化推广,当然主 要是指互联网相关的产品。我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国的知名大学与国外有机制上的本质不同,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也相当不同,这使得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培养出这等 人才的能力。对中国寄以与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同等的期望恐怕是不切实际的。
B
大半年前,我请一位任教于国内最知名大学之一的副教授前来上海,考察某健身中心,希望他能够主导设计出一个综合自动化的体适能方案。但是,他硬是将一系列商业化导向的事情,转变成了学术问题,最终计划甚至都无法开始。
C
一位现在澳门高院工作的高中同学几天前发给我一篇文——《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并以“令人心驰神往”赞誉之。
综合:
A和B都是商业导向的,是市场的需求。需要的是,比较优势和实用的创新。
C是一种行政机制的转变。尽管,这对国内大学来说,已属改革创新,但改变的只是行政机制,对抗的是学术腐败,而学术的基调仍没有向更实用的地方转变,这意味着这些机构仍旧难以支持市场上日新月异的创新需求。
不过,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对抗学术腐败是基础,这至少暗示了学生们应把时间花在大胆创新而不是讨好学院领导身上。当然,这些创新未必都会在导师那里得到 认同,但其兑现途径也不止学术一条路啊。也许,当辍学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时,或是辍学的学生里也冒出个中国的Gates或Jobs的话,大学的学术氛围可能 就会开始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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