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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运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文人们和经济学家们持续争论了很多年，在老天的帮助下，今年春运高峰终于演变成灾难，而与此对应，争论的声音有点弱下去了。

表面上——或者说文人们认为——这场争论是“公平”于“效率”之争，这种观点，莫之许在“不让更多的人回家是残酷的”表达得算是淋漓尽致了：

薛兆丰赞同涨价，说了N年了，也没见他提出个啥计算方法来证明后者大于前者，说来说去，不外就是他认为买票乘车的容易，要比更多人回家在选择上更可欲，而我则相反，我认为让更多的人回家更可欲，可欲云云，也就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就少扯什么经济学了，挺丢人的。

经济学家则认为这里并没有所谓的“公平”问题，因为“公平”的标准在这里都没有定论。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维持春运票价不变，以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回家过年是公平的，但是这种方案因为扭曲了价格信号，从而大幅度提高了解决相关问题的成本，降低了社会效率。

我当然是站在经济学家这一边的，所以下面主要介绍经济学的视角：

春运期间坐火车的人有多少？不会超过1亿吧。用12亿人的损失补贴1亿人，公平何在？就算坐火车的农民和学生比较多，应该补贴，那么全国的农民和学生加起来有好几亿，凭什么只补贴其中1亿？回家的农民和学生得了补贴，不回家的反而什么也得不到，公平又何在？

退一步说，我们只补贴回家的穷人，不回家的算他倒霉。那无座的站票和硬座票卖一样价，公平又在哪里？硬座不涨价就算了，硬卧、软卧和D字头特快车为什么也不涨价？补贴穷人我不反对，补贴富人又算哪门子公平？

——冀志罡，“火车票怎样定价才公平？”

每个民工都认为他能凭着挤一挤的辛苦，在相当靠近春节的日子，以便宜的票价回家。这恰恰就是不涨价造成的问题。而涨价则能发出信号，让他们向雇主发出相同的强烈要求：早点收工，早点回家。缺少了涨价这个价格信号，扭曲了这个信号，每个人就都会抱有侥幸之心，结果就会联合造成公共危机。

——薛兆丰，“春运涨价怎么会对民工有好处”

请慎重思考在Google用“促销 秩序 混乱”搜索的最初几页结果…

——薛兆丰，“促销鸡蛋都出人命，何以促销火车票”

穷人固然有可能用辛苦去填补票面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但其他人(更富裕的人)填补差距的手段更强有力：买黑市票、利用人际关系等等。富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供使用，而民工是极度缺乏这些资源的，比缺钱更缺乏！而且这种资源的竞争比钱的竞争更加不透明，更加依赖身份和社会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穷人在挣钱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非经济手段上，他们只会败得更惨。指望着穷人用辛苦去对抗他人的多种优势，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李子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火车票都应该涨价”

总体上，我觉得文人们的调子是“就是要！就是要！”，道德批判是他们的武器，而对于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似乎总是在回避。反过来，他们却质疑经济学家方案的动机：

说到底，不过就是对能力低下的人的愿望的轻蔑罢了，更进一步说，就是已经坐上车的人对没坐上车的排斥，这一点都不新鲜，嫌贫爱富，古已有之，啥经济学不经济学的，不过幌子而已。

——莫之许，“不让更多的人回家是残酷的”

不过， 文人们想要通过有效的行动——而不是言论——来证明自己真正站在穷人这一边，其实还是很难的，这是经济学家的思维定式：我们并不认为人们的言论必然会转化为行动，相反，我们总是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除了那些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以及 (真正的) 经济学家之外——都是口是心非的。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气宇轩昂的言论，目的还是获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